清朝是個官員做奴才的朝代，滿人見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稱為奴才，漢人臣子，雖說不稱奴才，要稱臣和卑職，其實卻是比奴才還要低三分的奴才。這個朝代，皇帝不允許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員，都隻能是心甘情願做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後，評價一個官員的好與壞，隻是說這個人能不能辦事，某人能辦事，某人不能辦事，某人辦得好，某人辦得不好等等。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中興名臣”，到西太後嘴裏，也不過是能辦事而已。
不僅如此，官員們還動輒獲咎，稍有不慎，就莫明其妙地犯了錯，重則丟命，輕則丟官降級，全慶60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種族之身，又是滿人中不多見的進士出身，行事謹慎小心，身體力行“多磕頭，少說話”前輩遺訓，依然數次被罰，連鹹豐時大學士柏葰的科場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謂的“附和”（即沒有抵製當時皇帝和肅順對柏葰的處分）而被牽連進去，遭到降職處分。伴君如伴虎，無妄之災太多，官員們能做的，大概隻有磕頭，三跪九叩，以磕頭作公務。實際上，所謂三跪九叩的上朝禮儀，也是到了清朝才確定下來的。
小的時候，看魯迅先生提到過，說是有人認為，磕頭有利於健康。一直以為是先生在調侃國人，沒想到其實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頭當操做，還真的可以強身健體，活到七八十歲。不知道是上朝磕順了，回家以後慣性動作，還是化公為私，創造性發揮，把公務活動拿回家來操練了。反正，如此家裏家外地操練起來，到了官場上，動作會更加嫻熟，對公務也是種促進。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2)
隻是，這樣的官場，這樣的官場文化，隻能盛產逢迎和順從，作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較舒服，屁股因此而幹淨，但真話卻聽不到了，真實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個朝代，什麼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諍臣，連所謂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脅來到，上下全無應對之方，因此上留下來一連串挨打的記錄，讓後人讀起這段曆史時，隻感覺氣悶。
時間過得很快，磕頭作為官場禮儀和工作方式，已經早不見於神州，但比磕頭更討上司喜歡的方式，卻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後現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發展著。《神鞭》說，辮子沒有了，神在。頭不磕了，神也在，那種低眉順眼，那種阿諛奉迎，都還在，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都能不費力氣地看到。
文人的舌頭(1)
文人的舌頭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姑不論眾多三家村學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這根舌頭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無論晉升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我們曾經有過遊說得官的年代，那時候的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後，醒過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有了舌頭，就擋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貴。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推薦變到考試，但做官的人，還得要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當然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這時候麵對麵的對話，顯然更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麵拍，畢竟立竿見影，喜笑顏開。其三是“忽悠”，想法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當然非得直接而且當麵才會有效。
不過，但凡要說話，就有風險，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然後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然好。朱溫馬上大怒：你們玩我，柳木怎麼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於是附和的倒黴鬼就真的變了鬼。至於建言和忽悠，危險就更大，尤其是麵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麼時候碰了哪根龍須，人家龍顏大怒，自家吃飯的家夥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還是得說，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扣，見機行事，看風轉舵。這些說話的“經驗”，一提起來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說實在的，其實這些招數，多半是皇帝老兒逼出來的，又要讓人說，說錯了就要挨整，不想點轍可怎麼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