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門子是一絕。說起來，這屬於有技術含量的職業。有師承的想從事這個職業，得交學費學拜師傅學，類似幕僚，即我們一般所說的師爺。凡是做門子的，官場上的事兒都門兒清。所以，《紅樓夢》裏賈雨村官場初入，居然得聽門子的，了斷葫蘆案（不聽估計不行）。門子的那番教誨——對案情之了然，對官場之諳熟，對世態（當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結舌。無怪乎毛澤東要把載有門子教誨的這一回（第四回）視為《紅樓夢》的綱。這一次，奕劻的門子又說到點上了。
說的不能不這麼說，也必須這麼說，作為禁令，必須說得字正腔圓，義正辭嚴。上級號召什麼，老百姓反對什麼，都要收到禁令裏去，推陳出新。這不僅是官樣文章，而且是官場公務。說，代表著一種態度，一種表態。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時候，往往是官場某種陋行惹出麻煩，已達上聽而且引起關注了。下禁令，白紙黑字，說明本級領導對這個問題已經重視了，表了態，要禁止或者遏製這種行為。做到這一步，至少上頭再來查的時候咱有話可說。所以，說，說了，不白說。至於下了禁令有沒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總之要考慮壓力，計算成本，沒有人會幹虧本的買賣。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辭比較多，可以講困難，談國情，論條件，實在推不了，也無非技術問題，能力問題，隻要態度正確，政治正確，一切OK。
這種現象，我們可以說是潛規則吃掉了明規則，隱性製度吞噬了顯性製度，但是細究起來好像又不全是那麼回事。一來，禁令所禁止的也不盡為潛規則，往往隻是潛規則實行過程中的一些後果。禁止這些後果，自然要中止潛規則，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現狀的，卻並不是這些所謂的潛規則，而隻是一些曆史悠久而且適應一切事務的官場積習。這種積習，不僅對禁令產生作用，對別的官場行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幹不好，壞事有時也幹不太壞；二來，禁令也說不上是明規則，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它幾乎沒有製度的意義，禁令貼出來，大家就在禁令下麵照做“禁事”（這樣的新聞照片，已經非常多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僅僅是一種表態，一種對上不對下的表態，隻有上麵下來檢查的時候，它才有臨時的製度價值，上麵的人一走，價值也就跟著走了，時間效應非常短。
說了不白說，做的必須做(2)
從根本上講，禁令不是法製社會的產物，不過是人治社會的一種治理方式。即使對那些認真對待禁令的官員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設政的隨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難免的下場。而且對於這些人來說，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規定的東西變成了政策性的禁令，這樣做固然有強調的意思，但也有化法為政的嫌疑，一旦政隨人亡，法也等於亡了。更何況，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隨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無論治理者個人有無良好的道德願望，個人品質如何，最後都會走向禁令歸禁令，做事歸做事的老路上去，禁令變成了例行公事，變成了沒完沒了的表態。
誰的紅色？何來經典？(1)
八個“樣板戲”和文革中誕生的一些文藝作品，被稱為“紅色經典”，（圖34）已經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陣某些“紅色經典”被網上“惡搞”，還引起了不小的風波，有勞有關單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國人記性太差，還是這個時代變化太快，在20年前，這些作品還幾如過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沒有人敢公開拿出招搖。記得那時候許多老幹部和老資格的文藝工作者，一提到樣板戲就頭痛，偶爾哪個電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樣板戲的唱段，馬上就會招來一陣討伐，有的老人回憶說，文革時他們受迫害，被造反派嚴刑拷打的時候，經常伴以樣板戲的唱段。
當然，這種事無疑是有的，筆者當年就見過。不過，打人用樣板戲來伴奏，倒不能說是戲的錯，當年納粹用毒氣室殺猶太人，如果用莫紮特和貝多芬的音樂來伴奏，恐怕也不能說是這兩位音樂家的過錯。顯然，問題不在這裏。凡是從文革過來的人都知道，樣板戲跟文革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它們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產兒，盡管後來有的創作者說過，是江青劫奪了樣板戲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這位“旗手”劫奪過來後，還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台詞，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於在每個戲上都印上了鮮明的“江青記”的烙印。樣板戲不僅對文革的發動有著獨特的作用，而且幾乎伴隨著整個文革十年的進程，八億人民，八個戲，既起到了給煩悶之極的人們消遣的作用，也給各種急風暴雨的鬥爭伴了奏。那個年月，有多少人僅僅因為唱錯了詞，而遭到批判，甚至丟了性命。文藝界的人體會應該更深，對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說，樣板戲不是戲，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樣板戲的所謂創作原則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樣板戲的繁榮，意味著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