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那麼一個時期，一打開電視，換台不過三，就會出現梳著大辮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據主角位置的多半是愛新覺羅氏的孫男孫女們，以及他們身邊被割掉了命根子卻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監。如果民初的人能活過來看看這場景，說不定以為當年的宗社黨甚至張勳的辮子軍又回來了。20世紀的曆史變化就是這麼奇妙，在它的上半葉，至少對於那些時髦的學生來說，男人腦後的辮子還是恥辱、難看、惡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這東西來開中國人的心，甚至名之曰“pigtail”(豬尾巴)，這尊稱，曾經讓多少清末的有誌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紀末，那東西居然成了最前衛的時髦。即使不以前衛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對男人留辮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順眼了。當然，我在此並沒有掀起反滿抗清的意思，隻是覺得奇怪，為什麼人們對於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皇家那麼感興趣?康熙和乾隆已經被捧到了天上，幾乎一談到有作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說他們二位，真是難為了那些編本子的高手，怎麼就會編出這麼多的故事和那麼多溢美之詞安在這二位頭上?就連一向聲譽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們的好總理。就算都是“戲說”吧，那中間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實姓的皇帝，不是隨便的什麼阿貓阿狗。清朝總共十位皇帝，加上入關前的兩位，大概全都過過電，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麵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愛新覺羅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話，隻能比誰出鏡率高。試想，中國曆史這麼多朝代，包括我們一向號稱最牛的漢唐盛世，有哪一個能與之相較呢?
到底是因為學界對於清朝異乎尋常的熱情，最終點燃了國人對於清朝特別是清朝皇帝的興趣呢，還是本來就有的市場吸引了作家和影視人甚至學人?這大概是又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老問題。雖然人們都說現今知識分子已經邊緣化了，但學界的鼓吹，卻像大出殯的鑼鼓，依舊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王國維、陳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的辜鴻銘的書能夠擺到地攤上熱賣，學人們對這些人的先期熱情顯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如果沒有某種特別的心理契合，即使學人再怎麼熱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體的煽風點火，老百姓那裏沒有相應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燒不起來的。
然而，清朝到底什麼地方招人愛呢?如果我們從學理上考究起來，好像這個朝代也沒什麼過人之處。它的製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隻做了少量枝節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設滿漢兩套官員，中樞機構添設了軍機處。一則疊床架屋，平添了臃腫，一則跟明朝設內閣的初衷差不多，不過是給皇帝再添設了一個秘書班子。大多數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結果出了不少笑話，《大清律》上居然有關於衛所士兵的條文，而衛所製度在明末已經廢除，清朝是沒有衛所這種軍事體製的。顯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隻是將《大明律》換了個封皮。被學者們津津樂道的秘密建儲製度，實際上的效果怎樣還很難說，因為這個製度的真正實行，不過三代，而鹹豐以後的皇位繼承，都由西太後一個人包辦了。以區區三代來檢驗並且說明一種繼承製度的優劣，顯然不足以服人。至於說清朝的邊疆政策高明，所謂“明修長城而清修廟”，好像清朝對待遊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聰明。其實細究起來卻並非如此，因為滿族本身就是北方遊牧或者遊獵民族的一支，在入關之前，已經與蒙古等民族結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過是維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長城所要防範北方最主要的遊牧民族已經變成了統治民族，那麼自然不會有哪個傻瓜還會去修長城。即使退一步說，修廟的確比修長城高明，但利用宗教來維係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也並非清朝的發明。對於早先沒有結盟關係的西北少數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這樣的“英主”，也照樣安撫乏術，非動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鹽政之類，清朝也無多創新，乏善可陳。大概清朝政治最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稅”的賦稅改革，顯然，這種當年的善政，由於造成了中國人口空前的大增長，現在也再難說個好字。整個清朝的政治，雖然穩定持重，但卻不可諱言地偏於保守。隨便舉個例子，漕運改海是元代就提出並實行過的，但到了清朝議來議去，明知海運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後被太平天國一鬧，河道斷了，才算改成海運，可是原來河運的機構卻遲遲不肯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