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50年，中國的文學理論上“他律”論超越“自律”論，這裏有其曆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我們沒有理由過多地去批評20世紀前半葉的“他律”論。我們應該看到，觀念與時代需要的關係。觀念是種子，時代是孕育這種子的土壤。不適合時代需要的觀念，如同沒有找到適當土壤的種子，肯定是不會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的。如果一種觀念不能成為“時代思潮”，那麼它必然要被拋棄。梁啟超說過：“今日恒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浸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時代之要求者也。”[10]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危機時代”，從現實層麵說，在列強的欺淩下，中華民族麵臨亡國、亡種、亡教的危機，從精神層麵說，人們的精神無所依歸，古典的儒家倫理精神靠不住，新的精神信仰還處在爭論中。危機的時代需要解救危機的觀念。解救危機成為一種時代的需要。一切觀念、理論、學說隻有切合解救中國的現實和精神危機之“用”，這種理論才是有力量的，才有存在和生長的可能。一切無關乎解決危機的觀念、理論、學說都將被拋棄。這是時代的無情抉擇。看不到這一點，妄加批判，以今人的觀點批判那危難時刻作出的選擇，是缺乏曆史感的，甚至是違背曆史精神的。
20世紀前50年，文學理論所麵臨的是中國的危難社會局麵，當然不能離開這個危難社會局麵所作出的選擇。20世紀初，王國維的文學“無利害”論和文學“遊戲”論，30年代前後，梁實秋的“文學是屬於全人類”論（見1929年發表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朱光潛的“距離”論（見1936年出版的《文藝心理學》），等等，都強調文學自身的特點，力圖揭示文學世界的內部機理，探討文學活動的“自律”，從學理上是有根據的，甚至是有謹嚴的根據的。但是由於這些理論無助於從文學的角度來解救中國的現實與精神的危機，不能適應“危機時代”的需要，或者說是與時代潮流相悖的，它們遭到冷落，甚至遭到批判，這是可以理解的。說到底，不是哪個人拋棄它們，是時代拋棄它們。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用曆史的觀點來考察，不能離開時代曆史的需要來一味為它們“鳴冤叫屈”。當然這不妨礙我們今天重新研究和吸收他們的理論，為變化了的時代所吸收所利用。同樣的道理，梁啟超的小說“新國民”、“新政治”論、魯迅的文學“改造國民性弱點”論和文學“階級性”論、瞿秋白的文學是巧妙的“政治留聲機”論、毛澤東的文藝“武器”論和“文藝從屬於政治”論，他們的觀念適應“危機時代”的需要，彙入到時代“思潮”中，成為主流形態。這也不是哪個人選擇了它們，是時代選擇了它們。我們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曆史的眼光，對他們的學說過多地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那麼我們就離開曆史的眼光和時代潮流的需要，也就太“不識時務”了。
總之，在危機時代，一種理論，其中也包括文學理論，能不能成為時代的主潮的一部分，不在於它自身是否“精致”，是否“全麵”，是否“科學”，是否“完美”，首先要考察的是它能不能體現時代的需要，即適應民族解放和解除社會危機的需要。梁啟超、魯迅、瞿秋白、毛澤東的文論主題是啟蒙與救亡，盡管在某種程度上漠視了文藝的相對獨立性，或者對文藝的特征闡釋得不夠，但他們的文藝觀念與危機時代的“革命崇拜”是完全合拍的，而且是在他們的革命觀念的枝條上所結出的文學果實，的確也促進了民族的獨立，推動了社會的變革，為解救危機時代的危機作出了貢獻。社會實踐證明了他們那時的文學主張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是具有真理性的。誰能否定在救亡鬥爭中把本是審美的文學當作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和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的合理性呢？正如誰能夠指責我們的戰士與日本侵略軍進行肉搏戰時用本是吃飯用的牙齒把敵人的耳朵咬下來那種決死的精神呢？危機時代是社會的非常態，它需要異態的理論是合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傾向於對文藝與革命關係的探索是危機時代所需要的。時代需要的東西，就要給它以曆史的地位，難道不是這樣嗎？
[1]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1902年第1卷第1期。
[2]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文集》（第一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3]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文集》（第一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頁。
[4] 王國維：《人間嗜好之研究》，《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5]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梁啟超文選》（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
[6] 李大釗：《什麼是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頁。
[7]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頁。
[8] 魯迅：《〈呐喊〉自序》，《魯迅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
[9] 瞿秋白：《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963頁。
[10]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