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對此，毛澤東明確說過這一點。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題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中說：“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麵前。”“如果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夠度過長期的極端艱難的歲月，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為什麼不能在勝利以後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這些具有宣告性的話語，表明了中華民族百年“危機時代”的基本終結，新的“和平建設時代”的開始。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不久，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的確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全國人民共同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時代的變化，要求一種體現新的時代精神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與之匹配。在文學和文學理論上也應該完成某種轉變，開辟一個體現新時代以“建設”為主題的開放性的新視野。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麵臨的主要是建設自己的現代化國家問題，在文藝上也應該有一次轉變。即從強調“他律”轉到強調“自律”，起碼是像李大釗所說的那樣，“他律”與“自律”並重。然而這種轉變或者文學理論的開放性新視野在從1949年直到1977年的近三十年的時間裏沒有出現。為什麼這種本來應該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新視野沒有出現呢？兩個關鍵性的因素遮蔽了我們的眼光。
（一）蘇聯文論體係及其教條化
20世紀50年代初中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起步。對一個毫無建設經驗的新國家來說，瞻望和學習已經有了40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偉大旗幟的蘇聯，是自然的事情。那時的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全麵學習蘇聯成為一種思想潮流，而根據中國自身實際情況提出的意見、建議和理論遭到忽視甚至打擊。這又回到教條主義的傾向。在這種大環境下，新中國成立後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論體係建設也全麵地向蘇聯學習。西方歐美文藝思潮和理論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異端邪說，中國古代的文論遺產也被視為落後的東西，很少得到真正的繼承，而蘇聯的任何文藝理論小冊子在中國都當作是馬克思主義經典，得到廣泛傳播。蘇聯文論體係通過兩條渠道進入中國：一是翻譯，幾乎所有在蘇聯占主流地位的理論專著和論文及教材，都被一一譯介進來，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學原理》、涅陀希文的《藝術概論》；一是請專家來華講座，如北京大學請了畢達可夫，北京師範大學也請了柯爾尊，他們在中國開班設課，編寫講義出版，其授課對象是新中國第一代的青年文藝學教師，其影響是巨大的。從理論專著、論文、教材到理論教員的全麵引進和學習，不能不使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一個時期，我們完全亦步亦趨地跟在蘇聯文論的後麵。
在中國缺乏自己現代文論體係的情況下，50年代流行的幾種蘇聯文藝學教科書，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總體看來，這些文論體係對文學的性質、特征和功能的闡述，普遍存在教條主義和煩瑣哲學的弊端。總起來看，蘇聯文論有兩大特性：一是政治性強，一是哲學性強。
從19世紀以來，俄國文論充滿不同思想的鬥爭。例如，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就強調文學的語言本體，在揭示文學特性方麵成為後來英美新批評和捷克、法國結構主義批評的發端。可是，由於當時俄國和其後的蘇聯社會是一個革命時期，社會化與政治化傾向文論在鬥爭中占據統治地位。這種政治化傳統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共性，把文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都看成是階級的眼睛和喉舌，隻考察文學與社會的外部關係，看重社會曆史內容，認為內容才是文學的本體，甚至把這種共性和關係絕對化，忽視文學自身的特點。因此，我們引進的蘇聯文論體係基本上是政治化文學理論傳統在50年代的繼續和擴大，文學問題被當作政治問題，一些純文學理論問題由蘇共領導個人決定，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就是在1932年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由斯大林和高爾基親自敲定的。一些文學問題被納入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並作出決定，反映到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中去。比如，斯大林的接班人馬林科夫在1952年蘇共十九大作的政治報告中竟規定：典型是“黨性在現實主義藝術中表現的基本範圍”，“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問題”。文學的典型既已成了政治問題，誰還敢說三道四？後來馬林科夫下台，又由蘇共的《共產黨人》雜誌發表題為《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專論加以糾正。但文學問題始終在政治層麵加以判定。
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蘇聯文學理論在文學的本質和特征問題上，局限在哲學認識論的範圍內，從而把自身完全哲學化了。不少文論家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來解釋文學現象，特別是用列寧的反映論來揭示文學的規律，取得了一些成果，因為文學中確有一些哲學問題，需要通過哲學的視角才能得到解決。但是哲學不是萬能的，文學理論的哲學化帶來的常常是理論的空洞化，文學的許多特殊問題在哲學化的過程中，被過分抽象化一般化，結果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比如，文學的本質通常被定義成“以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典型通常被定義成“共性與個性的統一”，真實性通常被定義成“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質”，作品的構成通常被定義成“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定義和說法都正確，但是卻絲毫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特殊問題。哲學化導致文學理論僅僅成為哲學的例證，而文學自身的複雜問題卻很少得到關注。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引進的蘇聯文論體係對我國文學理論建設，其影響都是巨大的，不可忽略的。
在斯大林去世之後的1956年，蘇聯迎來了一個“解凍”時期，思想的自由是“解凍”時期的特征，在各個人文學科領域，都出現了變化，文學、美學問題也重新被拿出來討論，糾正一些明顯的不合時宜的東西。但在中國，“左”的思想卻沒有得到及時的清除，反而從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1963—1966年的“四清”運動，直到1966年開始的“文革”，“左”的思想越演越烈，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文論的教條主義的基礎上，更加僵化，更加庸俗化，更加脫離實際。“文化大革命”時期，文藝和文藝思想都不能不走進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