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個時期就是1961—1962年的“調整”時期，此時國家實行了克服“三年困難”時期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周恩來總理有三次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批評“左”的文藝政策，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藝術方麵的經驗教訓，同時對藝術的規律問題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如說：“沒有形象，文藝本身不能存在”。“寓教育於娛樂之中”、“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典型人物包羅一切”、“所謂時代精神，不等於把黨的決議搬上舞台”、“革命者是有人情的”、“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為沒有文化”、“沒有個性的藝術是要消亡的”，等等。這期間，文藝界先後召開了北京“新橋會議”、“廣州會議”和“大連會議”，基於對文學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廉價的歌頌以及無衝突論的不滿，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左”的東西進行清理，在這基礎上一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作家、理論家針對現實創作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觀點，如當時中國作協領導人之一的邵荃麟認為：“……現實主義深化，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強大的革命浪漫主義，從這裏去尋找兩結合的路”；他還指出在寫英雄人物的同時，也可以寫中間狀態的人物，他說：“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的教育對象是中間人物”，“矛盾點往往集中在這些人物身上”，“應該注意寫中間狀態的人物”。與此同時，理論界的思想也活躍起來，就“題材”問題、“共鳴”問題、“人情”問題、“時代精神”問題進行了一些討論。
應該說，這些文藝理論家的努力是可貴的。然而也是悲壯的：20世紀現代中國文學思想和理論的主潮卻是政治化的，或者說，是泛政治化的。他們提出討論的學術觀點，在政治一體化的文學思想整合大潮中，被作為反麵、反動、反黨、反革命，一次次地遭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批判吳晗的曆史劇《海瑞罷官》和江青的所謂在部隊文藝工作者的講話開始，人們已沒有可能對真正的文學問題進行探討。江青、姚文元等稱霸文壇，他們一方麵批判所謂“黑八論”，肆意踐踏新中國成立以來關於文學自身規律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麵又把1958年前後提出的“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的說法，發展到了十分荒謬的地步。文學和文學理論不過是某些政治家手中的一張牌，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被一再歪曲和強化。一些自稱“左派”的人自己缺乏思考的能力，卻以批判見長，口裏念著馬列的詞句，專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打棍子，以整人為業。文學理論至此已完全“異化”，先是“異化”為“庸俗社會學”，再“異化”為嚇人的“政論”，最終“異化”為陰謀家手中的致人死命的武器。這樣的“文學理論”在以“和平建設”為主題的時代很有“地位”，很“中心”很“威嚴”，但也極端地令人害怕和厭惡，它自身不能不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
當然不是說“十七年”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毫無建樹。建樹是有的，如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論，朱光潛的“美學實踐”論，黃藥眠的“生活實踐”論，王朝聞的藝術鑒賞論和讀者論，巴人等人的人性、人情論，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以群、蔡儀的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的成果（這些我們都在下麵將分章加以討論），隻是這些理論不處於主流地位，在文藝活動的實踐中所產生影響比較小，甚至遭受到不應有的批判。
[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頁。
[2]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
[3] 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文學探路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頁。
[4] 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藝術·人·真誠——錢穀融論文自選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05頁。
[5] 巴人：《論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6] 王淑明：《論人性與人情》，《新港》195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