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文學理論問題成為少數人特別是“四人幫”進行陰謀活動的政治工具，這個教訓是慘痛的。痛定思痛，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人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的指導下，思想界和理論界開始了對一係列問題的重新思考與檢討。特別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推動下，文學理論界也開始了撥亂反正，逐步克服了長期以來的“左”的思想和舊的思維模式的束縛，許多被攪亂了的理論問題開始得到澄清。
從理論上看，“文藝從屬於政治”的觀點是導致和平建設時代文學思想僵化和封閉的重要原因。文論界的“撥亂反正”也應該由此開始。“政治”這個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是個含混模糊的概念，胡喬木明確指出：“為政治服務可以並且曾經被理解為當前的某一項政策，某一項臨時性的政治任務、政治事件，甚至為某一政治領導者的‘瞎指揮’服務。應該承認，為狹義的政治服務，在某種範圍內也是需要的（隻要這種政治確是代表人民當時的利益），但是決不能用它來概括文學藝術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傳畫和諷刺畫是需要的，但是畢竟不能用來包括整個的繪畫。……藝術的門類品種不同（例如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舞蹈、建築藝術等以及各自的進一步分類），它們服務於社會主義的方法、方麵和性質不可一概而論，我們對它們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1]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中，意識形態是對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意識形態、倫理意識形態、法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等一切意識形態的抽象。隻有分屬不同部門的具體的意識形態，沒有絕對抽象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這些意識形態作為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們各自有相對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說過文學藝術作為審美意識形態要從屬於政治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倒是說過文學藝術這些意識形態是“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思想領域”，具有獨立性。從社會的經濟基礎到文學藝術等審美意識形態之間有許多中間環節。這些中間環節十分重要。文學藝術作為自身曆史傳統和許多偶然因素的審美意識形態，它與經濟、政治的關係“愈來愈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恩格斯語）。機械對應的關係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晚年致力於批判幼稚的“經濟決定論”和“政治決定論”，就是教導人們不要把對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變成“小學生作業”。在常態下，政治與文學相互作用，但政治不能直接支配或徹底支配文藝，它對文藝的影響也隻有經過“中間環節”並在文藝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才能發生，不能超越文藝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應該說，新時期以來，不論人們對這一點是自覺還是不自覺，文學與文論基本上進入了這一理論軌道。由此文學理論逐漸擺脫“泛政治化”，開始了學術化和學科化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按時間的先後，有幾次意義重大的理論討論。繼70年代末“共同美”問題、“形象思維”問題和“人性論”問題以及80年代初中期文學的審美本質等理論觀念的反思後，80年代中後期，文學問題的討論深入到文學本體層麵。其中比較重要的討論有：1984年開始“性格二重組合原理”的討論，1984年開始的文學新“方法論”問題的討論，1984年提出的“文學審美反映論”，1985年開始的“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1987年提出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 1986年前後開始的文體和文學語言的討論。限於篇幅，對於這些討論一一作出理論概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討論的問題是一步步深入的。由基本的觀念問題（針對“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公式）轉入到文學作品的形象的層麵（針對藝術形象單調幹癟的格局），再轉入文學創作的主體問題（針對過分強調客觀生活對創作的作用），最終深入到作為真正的文學本體的文體和文學語言問題（針對文學語言隻是形式的理論）。
這裏重點評述幾個理論的提出或問題的討論。
（一）關於文藝是“階級鬥爭工具的討論”
1979年4月號《上海文學》發表“本刊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認為把文藝理解為“階級鬥爭工具”，不全麵，也不科學。由此，先是在上海，後來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討論。討論的內容也從“工具論”擴展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來。雖然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從“左”的單一的政治學觀點出發，把文學界定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不能揭示文學的本質。忽略文學藝術自身的、內部的規律，必然會把文藝視為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的附屬物，對於文學的發展，社會作用的發揮以及理論問題的解決是不利的。誠然，文學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但把文學當作政治婢女的觀點，不但缺乏科學的理論根據，而且被實踐證明是一種扼殺文學創作和發展的有害的理論。因此，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能否解決好，是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一切文藝思想和文藝創作的問題得以解決的關鍵，是關係到思想和創作能否擺脫禁錮和束縛而得到充分發展的根本問題。
（二）鄧小平：“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提出：“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重要講話中又提出：“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幹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他同時又指出：“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就是政治。”[2]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明確廢止“文藝從屬於政治服務”的口號，代之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社論認為，新的“二為”方向概括了文藝工作的總任務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為政治服務，但比孤立地提為政治服務更全麵，更科學。它不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會主義時代對文藝的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藝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