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蘇聯50年代的文論不但是俄蘇文論自身演變的結果，而且也是時代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進入“冷戰”時期，50年代是“冷戰”最為激烈的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的方麵全方位對立，雙方壁壘森嚴，互相封鎖，互相抵製，“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蘇聯的文論完全處於封閉的狀態，自我孤立，自我稱霸。他們當時在文化上提出了“反對世界主義”的口號。對西方的文化和文論流派一概斥之為“資產階級的沒落頹廢貨色”，完全拒之門外。長期擔任蘇聯領導人之一的日丹諾夫在1948年一次關於蘇聯音樂工作的講話中斷言說：“處在衰頹和墮落狀態中的現代資產階級音樂，那是沒有什麼可以利用的。所以對於處在衰頹狀態中的現代資產階級音樂表示奴顏婢膝，是尤其愚蠢和可笑的。”他甚至把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現代主義統統說成“瘋狂的胡鬧”，[9]這就完全斷絕了與西方文藝流派和文論流派的來往。更可悲的是對蘇聯本國產生的一些優秀文論，如巴赫金的文論，也棄之如敝屣。然而，正是巴赫金在蘇聯建立了一種全新的詩學，他既克服了形式主義隻重視文學的語言的片麵性，又克服了庸俗社會學把文學等同於政治的錯誤，把語言和它所表現的意義藝術地聯係起來，把外部規律與內部規律結合起來考察，提出了一係列新鮮、獨到的觀點，如他的社會學詩學、他的複調小說理論等，都是很有見地的。但在50年代，他處在社會和學術的邊沿，直到70年代他的學說才為世人所矚目，而且他的理論在西方的影響似乎比本國的影響還要大一些。由此我們不難看出，50年代的蘇聯文論受“冷戰”時期各種因素的影響，基本上是“冷戰”時期的理論。
蘇聯50年代的文論當然也並非一無是處，起碼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1）重視用列寧的反映論來解釋文學現象；（2）對人道主義與文學的關係的肯定。前一點，使文論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後一點使文學重視人的地位，表現在文學創作中，就是敢於寫人的命運和情感的變化，這與19世紀俄國文學的優秀傳統是相通的。但無可否認的是蘇聯50年代的文論是帶有“左”的烙印的政治化的、哲學化的、封閉保守的文論形態，是缺少活力的文學教義。
[1] ［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67頁。
[2] 同上書，第101-102頁。
[3] 轉引自劉寧、程正民：《俄蘇文學批評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頁。
[4] 同上書，第140頁。
[5] 魯迅：《魯迅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669頁。
[6] 轉引自［蘇］ 阿·梅特欽科：《繼往開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頁。
[7] 同上書，第160頁。
[8] ［蘇］阿·布羅夫：《美學應該是美學》，《美學與文藝問題論文集》，學習雜誌社1957年版，第36、39頁。阿·布羅夫，也譯阿·布洛夫。
[9] ［蘇］日丹諾夫：《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64、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