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它是小說，是詩，它的意義在於詳細描繪的情感而不在於社會學或心理學的理論。正像D.戴克斯教授所說，它的目的簡直就是全部文學的目標，就是完成全部藝術的職能。所以，對它的評價無論從哪方麵說都是一種文學判斷。……今天的多數文學批評家，往往把當代小說當作紀實，而不是當作要取得某種詩的目標的虛構作品來加以讚揚或指責。[8]
應該承認，“文學是滿足人的審美需要的活動，其本質是審美”[9]，因此，如果我們忽視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文學經典的創生語境以及作者的寫作目的，忽視了文學作品無法取代的自身獨特的審美規律與特色，而一味地從後現代的政治性視角切入加以社會性的批判，就必然在審美的流失與取代中“破壞”或“肢解”文學藝術的文化品位及其“詩意”魅力，造成“文學經典”解讀的庸俗化、淺薄化。
當然，我也想附帶說一點的是，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盡管在立論的邏輯起點上因“政治立場”而“擱置”了文學的審美意涵，導致對文學經典解讀的偏差，但是，如果我們不涉及文學的審美評價，也單純地僅從政治性的視角去閱讀，卻也不失為開闊視野、研讀文學作品提供了一種研究思路。因為對文學藝術的判斷，有描述性判斷，也有評價性判斷，前者強調對作品的直接審美經驗，而後者側重於社會性因素的參與。從《雙典批判》的閱讀中，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劉再複從一種政治價值的倫理立場企圖在“文化批判”的評價中，嚐試提出一種“改良”或“勸導”的目的，因而勢必對其中的“文學性”要素加以撕扯和抹煞，但我們完全可以站在“審美文化”的立場，權當劉先生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確立了一種“標準”或“理由”，而且這種“標準”也隻涉及讓人們“如何去觀看和評價一件藝術品”，而不關乎“為我們提供一種判定一件藝術品好壞的永恒性標準”[10]。所以，可以去閱讀，開闊研究視野，但不必讚同其觀點和結論。
總而言之，“文化詩學”主張文化批評的視野，因為從文化視角出發能夠超越傳統的就文本而討論文本的“新批評”式的自閉性缺陷，從“品質閱讀”上升到“價值閱讀”中，從而加深並拓寬對文學作品意蘊的理解。但是，從文化視角進行批評，又絕非如劉再複君一樣，為達到一種“改良”或“勸導”的政治性目的，而不惜“擱置”文學的審美屬性，簡單化地采取一種單一的政治倫理的批判視角，進而導致對“文學經典”閱讀的功利化、淺薄化。我們提倡的“文化詩學”，具有文化的品格，並注重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因此，需要從文學作品自身出發（而非脫離開作品的形式和語言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空談其意義），並將文學當成一種“審美的精神文化”來加以對待，在此基礎上，再通過文化視野的引入，在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倫理、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美學、文學與曆史、文學與宗教等的“文化圓周”上加以綜合整體地考察研究。這樣，我們不僅能夠“入乎其內”——在文學的語言之維、情感之維上，研究文學的語言、形式、敘事結構、人物形象，體驗作品深層的審美意蘊，還能夠“出乎其外”——在文學的文化之維上，通過“互文性”的互動參照，在曆史語境的追問中揭示文本背後所隱藏的作家的審美理想及其價值意圖。
[1] 劉再複：《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5頁。
[2] 同上書，第27、99頁。
[3] 劉再複：《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44-45頁。
[4] （清）金聖歎、（明）李卓吾點評：《水滸傳》，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61-262頁。
[5] （清）金聖歎：《金聖歎批評本水滸傳·序三》，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頁。
[7] 同上書，第347頁。
[8]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頁。
[9] 童慶炳：《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79頁。
[10] ［美］H.G.布洛克：《美學新解》，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