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可看出，文學研究中的“認識論”範式，因其思維方法上的二元對立以及模式背後滲透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幹預，它根本無法解釋各種文學藝術及美學上的問題，更無法肩負起文學研究的使命，因而注定了在隨後“形象思維討論”、“文學反映論的反思”中日漸被“審美意識形態論”所取代。
文學理論研究的第二種範式也正是當下仍較為“火熱”的“泛文化研究”模式。這種思維方法在理論的緣起上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響，並希望通過這種話語機製的轉換超越傳統的局限於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而換以對“文藝的自主性進行曆史的、社會學的分析”，並在知識社會性的考察與曆史自省中試圖超越過去的“認識論文藝學”、“工具論文藝學”及“本質化文藝學”模式。[9]眾所周知，西方“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英國伯明翰大學1964年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主要代表有霍加特、威廉斯及霍爾等人。中心成立之初是為亞文化族群，特別是個人階級文化和青年亞文化族群作辯護，研究的對象也主要是階級、文化及傳播學，但他們對於文化研究的定義莫衷一是，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和實踐”，或是“文化與空間的關係”，或是“探究權利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包括性別、種族、階級、殖民主義等等”，或是認為“文化研究是一個人們用來將他們對大眾文化的迷戀合法化的技術性詞彙”。[10]雷蒙德·威廉斯在《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派》一書中認為，文化研究對早期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突破是從對作品的詳細分析開始的，但立場也是非常鮮明的，那就是“以一種資產階級經濟作為先決條件，然後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接著是某些複製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本”[11]。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其策略在於將“許多學科——其中主要是人類學、曆史學、文學研究、人文地理學及社會學”，“帶入到對文化的研究之中”。[12]在“伯明翰學派”跨學科研究的推動下，文化研究成為了20世紀80年代後最為活躍的一個理論領域，並且這種研究還將注意力從過去以“精英文化”為主體的文化現象推衍到了邊緣領域，如大眾文化以及與大眾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於是，廣告、時裝、流行歌曲、摔跤節目等等，這種對日常生活現象的關注與批判成為了文化研究學者“介入”社會的一種批判方式。[13]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加上中國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進程，這種“文化研究”的思路與方法不僅契合了改革開放後市場化、庸俗化的消費主義之風，還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參與並介入社會的熱情這一學術語境形成了同構關係。因為，文化市場與文化工業崛起、大眾文化的蔓延等新的文化景觀需要人文知識分子作出應對。而包含現實性批判意識並強調跨學科研究的西方“文化研究”模式恰好提供了理論的範式。因此，在中國的“文化研究”中，其指向的也仍是日常生活文化、大眾文化，它關注大眾傳媒，關注全球化，關注人的身份認同，展現的是與主流權利話語相對抗的質疑、消解和批判的立場，正如趙勇教授所說：“文化研究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在倡導‘穿越學科邊界’的‘跨學科方法’，也在積極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種進行社會鬥爭、從事社會批判的武器。”[14]可見，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或領域，其開放性的批判是次要的，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一種政治層麵的強烈介入，是一種文化與權力關係的探討，是一種對社會不良政治經濟製度和操控輿論的堅決反擊和批判。
因文化研究注重和強調的仍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政治性批判，是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凸顯自己的社會責任意識與參與意識的回應與表達。所以，“文化研究”範式其關注的重心已非傳統的作家作品，而是“已經完全離開文學研究的傳統對象，轉而研究一些像城市的空間建構（廣場、酒吧、咖啡館、民俗村、購物中心），廣告，時裝，電視現場直播，校慶，等等”[15]。這種研究傾向與西方文化研究的思路是近乎一致的，即：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曆史經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眾文化，尤其是以影視為媒介的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視被主流文化排斥的邊緣文化和亞文化，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亞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壓迫民族的文化經驗和文化身份；與傳統文學研究將自身封閉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係，關注文化中蘊含的權利關係及其運作機製，如文化政策的製定和實施；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態度與研究方法。[16]那麼，這種文藝理論的“泛文化研究”範式又能否解決文學理論的問題呢？我認為，這種文化研究的方法我們既要提倡，又要加以改造。在《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中，我曾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