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對於文學理論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說它是挑戰，就是文化批評對象的轉移，解讀文本的轉移，文學文本可能會在文化批評的視野中消失。說它是機遇，主要是文化批評給文學理論重新迎回來文化的視角，文化的視角將看到一個極為遼闊的天地。[17]
正因為“文化研究”引入了跨學科的知識，強調文學與政治、社會、曆史、哲學等學科的互動互構關係，這種文化視野的拓展不僅改變了傳統的“認識論”模式以及單一的學科視角，還能夠極大地拓寬我們文學研究的理論格局，這是它的可取之處。但是，這種脫離文學文本自身而一味與政治社會勾連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不僅遠離了文學文本喪失了“文學理論起碼的學科品格”，更在“越權”式地承擔文化批判、政治學批判、社會學批判的任務中將文學拉向遠離文學的疆場。[18]因此，從學科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泛文化研究”的範式也不能很好地解決文藝理論存在的問題。
文學理論研究的第三種範式——“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它是基於以上兩種研究範式均是在無力解決文學理論存在的問題這一根本困境基礎上而生發出來的。它不僅在反思“認識論”範式中重視文學的“自律性”及其“審美性品格”，也在反思“泛文化研究”範式中強調文學的“他律性”及其“文化視野”。因此，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變革，走一條既重視文學的“富於詩意”的“審美性品格”，又關注文學之外的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的“文化詩學之路”，成為了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最關鍵的原因有三。
其一，文化詩學采取了多學科綜合整體性的研究視野，強調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動互構關係，這有效防止了“認識論研究”模式中單一性的學科視角，為將文學研究引向更深、更廣的學理層次提供了理論可能。
其二，文化詩學重視“文化研究的視野”，但又堅持“詩學”的落腳點，堅守文學研究的詩意品格，強調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因而既更新了文學研究的思維方法，又有效防止了“泛文化研究”模式中學科品格的流失。
其三，文化詩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革新，提供了一套既切合文學本體又更加貼近實際的知識話語體係。它不僅滿足了曆史文化語境中文學與整個人類社會生活相交織因而體現出的話語複雜性這一“現實性實際”，能夠在文學與多學科視角的參照中揭示這種作品的複雜性；還滿足了多元媒介融合時代下文學麵臨新問題、新對象而傳統研究範式又無法涵蓋與無力言說這一“理論性實際”，能夠在“文學性”與“審美文化屬性”這一前提下提供一套更加全麵合理，更加有機係統的“文化—詩學”的闡釋路徑，有效地化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危機，肩負起文學理論的時代職責。
[1] 蔡儀：《新藝術論》，《美學論著初編》（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2] 同上書，第23頁。
[3] 蔡儀：《新美學》，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第17、20頁。
[4] 李澤厚：《門外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5] ［蘇］季摩菲耶夫：《文學概論》，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127頁。
[6] ［蘇］謝皮洛娃：《文藝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4頁。
[7] 蔡儀主編：《文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18頁。
[8] 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頁。
[9]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頁。
[10]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頁。
[11] ［英］雷蒙德·威廉斯：《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派》，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60頁。
[12]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13] 可參閱［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14] 趙勇：《透視大眾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15]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4頁。
[16] 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17] 童慶炳：《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
[18] 李聖傳：《文化詩學的理論困境與突圍對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