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爆竹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聽到窗子外麵有一個蒼老的聲音罵道：“……這些猴兒崽子，開的什麼窮心？年過了這多天，還直放麻雷子、二踢角。這年過的有什麼痛快？山東省鬧土匪，直隸鬧蝗蟲，黃河鬧水災，煤、麵全漲錢。這大雜院裏，除了張先生也沒有誰作官，哪裏來的這麼些個容易錢，到了初五六，還直讓小孩子過年？”
最後幾句話，是我驚醒之後聽到的。這時，我正在北京農商部當一名小辦事員，大小是個官。睜著眼睛一看，牆上掛著的月份牌，上麵大書“中華民國八年陽曆二月，陰曆正月”。大雜院裏這位賣切糕的街坊大胡子罵得痛快的時候，也是我該到部的時候了，怎麼還睡覺？於是匆匆起床，將白泥爐子上放的隔夜水壺，倒著漱洗過了。頭上戴了兜頭線帽，圍了一條破氈子舊圍巾兒，鎖門就走。
當個小辦事員的人，決沒錢買大衣。北京這地方又冷，不這麼穿著不行。出得門來，這冷僻胡同裏的積雪，依然堆著尺來厚，腳在雪上踏著，唏唆作響。那西北風像刀割似的迎麵吹過，把人家屋脊上的積雪刮了下來，臨空一卷，卷成個白霧團子，然後向人撲來。任是圍了破氈子，那碎雪還向衣領子裏鑽進來。我雖穿了一件天橋收來的老羊皮，不覺還打了兩個冷戰，鼻子出來的氣，透過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饅頭出籠屜，熱氣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轉帽沿，都讓氣衝濕了。心想，不過為了三十塊錢的薪水，冒了這種風雪去辦公，實在辛苦。
正想著，一輛汽車自身後追了上來，把地麵上的雪爛泥漿，濺了起來，汽車兩邊就飛起了兩排泥雨，濺了我一身的泥點。汽車過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車後身窗子裏望去，一對男女廝摟著，頭擠在一邊。那汽車號碼是自用六零六，巧了，這就是我們總長坐著辦公的車。不用說，車上那個男人是我上司賴大元總長。慢說我一個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車去講理，就算追得上，難道我還敢和總長去辨是非不成？歎了一口氣，隻好挨著人家牆腳，慢慢走到部裏。
我們這農商部，在北京是出名的閑衙門。門口站的那兩個衛警，夾了一枝舊來福步槍在脅下，冷得隻作開步走。我向傳達室一看，那傳達正在走廊下攏白爐子的火。他窗戶上放了一架小鬧鍾，已到十點了。院子裏除了滿地積雪，並無別的象征。那些花木，由雪堆裏撐出枝枝丫丫的樹枝，上麵還堆了積雪，在高屋簷下，一點也不見響動，走廊地上倒有十幾隻小麻雀，見人來了，哄的一聲飛向屋簷上。這不像衙門，倒像座廟了。
我是礦務司第一科的辦事員，直走到東向角落的五進院子，才是我們的辦公處。北屋五大間是司長室，西屋是第一科，科長在外麵一間屋子裏，幾個科員也在那裏列著桌子，我和另一個辦事員同三個錄事，就縮在另一小屋子裏。礦務司有個特別好處，盡管市麵上煤賣到二十多元一噸，大同、石家莊兩處的紅煤，我們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間屋子裏，都把鐵爐子生著火。這年頭雖不像北京飯店有熱汽管子，屋子裏攏“洋爐子”，也就是人間天上了。
掀開棉布簾子進了屋，早是滿座生春。我摘了帽子，解了圍巾，掀簾進了第一科。鐵爐子上放了一把白鐵壺，水沸得正沙沙作響，壺嘴裏向外冒汽。院子裏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進光來。
科長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來得早。這時，在玻璃窗下寫字合上，攤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國演義”，架上老花眼鏡，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給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熱氣騰騰，放在麵前了。陶科長雖然年紀大，爐子裏的火生得太熱，穿來的皮袍大衣，都已掛在衣架上。隻穿了一件存在部裏的舊湖縐棉袍子。
照例，小辦事員和錄事員見了科長，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學校的青年，這個恭維勁兒做不出來。好在是舊曆年，行舊禮罷，因之兩手捧了帽子和圍脖，亂拱了幾個揖，口裏連稱：“科長，新禧新禧！”
陶科長兩手捧下眼鏡，向我點個頭，又去看“劉備三顧茅廬”了。
這屋子裏除了科長，並無第二個人。那邊小屋子是我們自己的園地了。同事們都比我早來了。兩個錄事，已在謄寫公事；另一個錄事和一個小辦事員，在屋角裏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進門，這兩位同事，透著氣味相投，一齊站了起來，拱手道著新禧。
我掛起圍脖和帽子，問另一位辦事員李君：“有什麼公事辦嗎？”
李君道：“沒有什麼公事，司長有一個星期沒交下重要公事了。寫的這兩件公事，是陰曆年前留下來的。”
他口裏說著，眼睛正對了象棋出神。對方來了一個當頭炮，掛角馬，他正在想法解除這個難關，我也就不問他的話了，跟著坐下看棋。
隔壁屋子裏一陣亂，幾位科員來了，全部向陶科長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員範君，態度恭敬。馬褂套著長袍，兩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長麵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長公館去拜過年的。”
陶科長道：“失迎失迎，孩子們鬧著去逛廠甸。”
範科員道：“回頭我又到沈司長家裏去了。沈司長太客氣，留著我在他身後看牌，又是茶葉蛋，又是豬油年糕，隻管拿點心待客，我還替他出主意，不聲不響的和個三番。”
陶科長笑了一笑，似乎想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
立刻這屋子裏熱鬧起來。一位科員佟君，首先放肆著，在報架上將當天的報放在公事桌上，笑問道：“老範啦，八小姐那裏去過沒有？喂！今天晚上好戲有‘打櫻桃’，又有前本‘海慧寺’，包個廂，到小房子裏去約了八小姐來聽戲吧，大家也好見個麵兒。”
範君也拿一份報回到公事桌上去看著，笑道：“談八小姐呢，去年幾乎過不了年。還是老馬好，辦自由戀愛，比我們這在胡同裏胡鬧的人經濟得多，他還是一到部就寫信。”
在他的對麵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員馬君，拿一疊公用信箋放在桌上，抽起一張，信筆瞎寫。其實他不是寫愛情信，是作篇“菊評”，要投到一家小報去登出來，題目是“新春三日觀劇記”。
正在談論著，一位胡君進來了，在屋裏的人都向他道著新禧。他是次長麵前的紅人，雖未能取陶科長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長了。他一麵脫著皮大衣，一麵問道：“科長沒來嗎？”佟君道：“科長早來了，剛出去。”
胡君在衣袋裏取出一枝雪茄，咬了頭子，銜在口裏，就有人擦了一枝火柴，來替他點著煙。他噴了一口煙。用指頭夾了雪茄，高高舉起來笑道：“我告訴諸位一件極有趣的事：我打了這多年的撲克，從來沒有拿過同花順，這次新年，可讓我碰著了。”
在屋子裏的科員，全部哄然一聲。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間，精神抖擻，笑道：“這還不算，最有趣的，同場的人有一個人換到了紅桃子同花，一個人是愛斯富而好，這兩位仁兄拚命的加，一直加到一百多元。還是我告訴他們，不必再拚命，翻開牌來，我是要賀錢的。連贏帶收賀，一牌撈了個小二百元。”說著，口裏銜了雪茄，兩手連拍一陣。
當時陶科長進來了，那些科員不便作聲，隻有這位胡科員來頭大，並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間說笑著。
陶科長笑道：“胡兄如此高興，必有得意之作。”
胡君連笑帶比，又敘了一番。
我們這屋子裏，顯然另是一個階級，那邊盡管笑聲沸天，我們這邊，決不敢應他們一個字的腔。約十分鍾，那位向科長作九十度鞠躬的範君走過我們這邊來。我們也向他恭賀新禧，有的點頭，有的拱手。因為他的階級，究竟還支配不了我們的飯碗，所以並沒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無求於我們，隻是微笑著點了兩點下巴。我有點瞧他不起，借著在桌子抽屜裏找稿件，沒有和他打招呼，他走過我麵前時，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我沒有和他賀新禧的義務，他也就過那邊去了。
這時，那邊屋子，又來了幾位科員，我們這邊，也增加了兩名辦事員。這兩名辦事員，一位是司長的小舅子，年才十八歲，一個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為了春節假後的第一天，也來畫個“到”；另一位是次長的堂叔，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他來是常來的，來了照例不作事，科長向來也沒有交過一件公事給他辦，他卻以堂侄身居次長，隻給他一個起碼官做，十分牢騷，常把他一口的家鄉土話低聲罵人。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麵變紫紅，白色胡須樁子，由紅皮膚裏冒出來，又露出一口長牙，真不大雅觀。
這兩邊屋子裏，大小官員二十餘人，各都坐著一個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箋寫信，或者看報，或者口裏銜了煙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著部裏預備下的香片茶，輕輕地談著麻雀經。其間有兩個比較高明的，卻是拿了報上的材料，議論國內時局。我們這邊兩位錄事，將交下的公事寫完了，到隔壁屋子裏去呈給科長。今天也算打破了紀錄，學著隔壁屋子裏的科員，無事可做，我們也來談談天。
忽然外麵有人喊著：“總長到！總長到！”
立刻我們兩間屋子裏的空氣，都緊張起來。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點兒滋味。到了衙門裏，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著。那科長聽了這話，立刻把老花眼鏡取下，將衣架上馬褂摘來穿起。外麵屋子的茶房打了一個熱手巾把進來，捧給陶科長擦臉。他接過手巾，隨便在臉上摸了兩摸，打開抽屜，取出幾件公事，兩手捧著走了。這次科長離開，我們這兩間屋子裏談話的聲音，雖不比上次那樣高，但胡科員還是神氣十足，談那打撲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