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和後來的楊堅（隋文帝）、朱元璋（明太祖）一樣，對百姓很好，但對官員極為嚴苛。這樣的領導人，如果不是開國者，很難坐穩位子。也正因他們是開國者，所以敢這樣做。
第三條是不折騰，凡是西漢帝國沒有做過的事，劉秀絕對不去做。凡是西漢帝國做過的事，他都小心地還原。內戰結束不久，匈奴在西域截殺中國商人，那些曾披荊斬棘的武將們要求出兵懲治匈奴，劉秀說：“漢（西漢）初年沒有這樣的事，不能做。”西南原始森林中有少數民族叛亂，武將們都覺得在原始森林中用兵事倍功半。劉秀說：“高祖當初對付叛徒，無論在哪裏都要剿滅，給我打。”
政治思想上以無為為主導是每個王朝初期的必經之路，若想王朝持久，除此之外無其他選項。劉秀順應天理，以黃老之學恢複中華世界，可謂深識時務。這一點，他做得沒有問題。他的問題而且是大問題，出在對當時儒家思想世界的塑造上。
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主的儒家思想固然主張尊君，但尊君的目的是君主要為人民服務。民主君仆製，這是中國儒家早就提出的偉大思想，不過和這個世界上其他所謂的民主製不同的是，中國儒家主張的君主這個仆人如果不合格，他絕不會全身而退，孟子和荀子就激進地主張，仆人不盡職時，要麼幹掉他（誅殺獨夫民賊），要麼就讓他把屁股從龍椅上挪開（讓賢）。這種思想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鄒衍那裏得到升華，即“五德終始說”。
劉秀對這種思想深惡痛絕，他感悟出，近半個世紀的動亂全由王莽引起。而王莽之所以出現，就在於主張讓賢的“五德終始說”，若想避免這種情況死灰複燃，必須對“五德終始說”斬盡殺絕。劉秀雖然喜歡務農，但他有知識分子的血液，二十多歲時，他曾到王莽所建的培養儒家知識分子的太學讀書。至於他的知識水準如何，和他合資買過一頭驢的同學韓先生說，劉秀主攻《尚書》，但水平實在不敢恭維。劉秀解析《尚書》時，那頭驢眼紅心跳，不停地想掙脫韁繩逃走。
劉秀本人的儒家知識水準很低，這卻不能阻擋他欽羨儒家思想。在戰爭時期，劉秀每平定一處，必親自拜訪當地儒者，事實上，這些儒家知識分子都是王莽培養出來的，要麼是他的同學，要麼是他的校友。劉秀對這些校友和同學極為尊重，建國不久，他得知同學嚴子陵正在民間粗茶淡飯地隱居，連續三次派人去請。嚴子陵到洛陽後，劉秀經常和他日夜暢談，搞得陰麗華對嚴子陵有很大的意見。有一次，嚴子陵和劉秀二人同床睡覺，嚴子陵居然把腿放到劉秀的肚子上。眾所周知，皇帝的肚子雖然看著是肚子，但絕對不是普通的肚子，而是聖物，不容侵犯。醒來後，嚴子陵緊張地道歉，劉秀隻是一笑，說：“這肚子隨時為你們知識分子的腿而準備啊。”
劉秀對儒家知識分子除了如慈父對幼兒般地關懷，還授予他們重要職務，讓他們為帝國出力。但這種關愛和授權是有條件的。他要的知識分子絕對不能遵守從前的思想，他要塑造他們，使他們和從前說再見。
他聯合大批儒家知識分子，肆無忌憚地批判王莽是偽君子，王莽政權建立的方式是篡奪而不是民選。
有人輕聲反駁說：“王莽幾十年內外合一，怎麼可能是偽君子？他的政權的確是民選而來。”
劉秀就拍案大叫說：“他就是賊子，就是偽君子，所謂‘五德終始論’荒唐透頂，今後不要再提！”
既然“五德終始論”是偽科學，那麼，讓賢也就失去了合法合理性。這才是劉秀真正想要的。劉秀是想告訴中國人，用讓賢的和平方式把政權轉移是罪大惡極的，天下應該永遠一家一姓，家天下是天理，這讓我們想起兩百多年前嬴政的夢話。劉秀把儒家思想中本就幽如鬼火的“傳賢不傳子”政權交接思想徹底封存，劉秀得意揚揚地說：“傳賢會引起爭鬥，傳子則不會，即使有爭鬥，也是兩三個人的爭鬥，影響不大，可忽略不計。”
他說得沒錯，權力傳子製雖然不能避免爭鬥，卻極大地減少了爭鬥，使權力交接的陰謀和血腥被限製在一定範圍，沒有傷及太多的無辜。
劉秀之後的所有皇帝都把劉秀看作第一等皇帝，因為他維護了一姓天下應傳之萬世的真理。當然，不可避免的是，如果權力不傳賢，那就隻能由死人千萬、血流漂杵的暴力開始和結束。
幹掉儒家最推崇的讓賢思想，卻又高度強調儒家對個人要求的道德修養，由此形成了名節風尚。劉秀特別喜歡表彰個人名節，在通過察舉製選拔官員時，四項標準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德行高妙，誌節清白”的名節。推崇名節其實是為了推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官員價值觀，將天下所有人才的思想都固定在忠於一家王朝這個天理上。
“名節”屬於道德範疇，不可量化，沒有統一的標準，人人都希望通過名節撈到官職，所以舉薦人和被舉薦人就形成了一種曖昧而牢固的友好關係，被舉薦的人常常在道德上弄虛作假，同時，由於政府招收的官員有限，所以大多數人都沒有機會向君主展現“忠臣不事二主”的價值觀，隻能退而求其次，向直屬領導（推薦人）展示。於是，流弊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