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孝極端化。是人就有盡孝的義務，所以大家都在孝上麵煞費苦心。元人編輯的《二十四孝圖》，其濫觴就在東漢。有的孝子為給母親治病，割掉身上的肉，有的孝子在嚴寒時節脫光衣服趴在冰麵上試圖暖化寒冰，取到鯉魚。這些極端的展現孝的方式，讓人不寒而栗、莫名其妙。整個東漢時代，想被舉薦做官的人先是給母親服三年之喪，當所有人都這樣做時，服三年之喪就沒了競爭力，於是有人出奇製勝，服六年，甚至九年。在大家都把服喪年限提高後，給父母服喪又失去了競爭力，於是有人腦洞大開，給領導服喪。這儼然是一場鬼畜表演。所有想要撈到官職的人或真或假地做著，希望引起官方的注意，從而步入仕途，發家致富。
第二，兄弟謙讓。這種謙讓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讓出爵位，一部分是讓出財產。有爵位的老爹死後，爵位本應由兄長繼承，但兄長發現爵位不怎麼樣，於是敲鑼打鼓地把爵位讓給弟弟。可爵位乃國家所賜，是公物，不能說讓給誰就讓給誰，兄長痛哭流涕地給皇帝上書，要讓爵。皇帝不允，兄長再上書，搞得天下皆知，目的達到後，兄長才極不情願地繼承爵位。至於讓財產，更是讓人心驚，有的做兄長的把老爹留下的全部財產讓給弟弟，自己則吃糠咽菜。
千年前堯舜提倡的孝順和謙讓，到東漢末年，雖有孝順和謙讓的種種行為，但念頭已不正。孝順和謙讓這兩種美德成為謀取官職的手段，人心浮躁，劉秀難辭其咎。
人的行為倘若不是發自內心，而是為了做給別人看，行為本身就失去了意義，因為這已經是典型的知行不一。人孝順父母，那就一門心思專注於孝順父母這件事，如果想著靠孝順父母得到個孝子的名聲，這就是知行不一。
第三，為恩主報私仇。用各種方式展示名節的人最後受到官員推薦，該官員就成為其恩主。為報答恩主，被舉薦人為恩主上刀山，下火海，眼睛都不眨，為恩主報仇根本不在話下。比如，退休官員蘇謙被當年的仇人李暠陷害致死，曾被蘇謙舉薦的一些人就挖掘地道，進入李暠房間，殺了李暠的兒子和小老婆，又跑到李暠老爹的墳墓處，掘屍砍頭，這種目無法紀的行為居然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好評，可見是非不分、良知不明到何種地步。
第四，變態的廉潔。官員貪汙是中國古代普遍現象，大家都知道皇帝最恨貪汙，於是做激烈地矯正。做小官的人想要繼續飛黃騰達，不但不能收其他人的禮物，甚至連親人都要拒之千裏。官員範丹去姐姐家吃飯，飯後非要付飯費，搞得他姐姐用掃帚將其掃地出門。
從以上論述可知，劉秀所推崇的名節產生了以下惡果。
一、官員隻重視身邊和眼前的人際關係，鼠目寸光，忘記了法律、道德、社會責任感和對國家的奉獻。那些被恩主推舉上來的官員，眼中隻有恩主，沒有皇帝，這導致百年來所建立的如蘇武、李陵那樣的愛國主義煙消雲散。更要命的是，進入體製內的知識分子隻對恩主負責而不對國家負責，於是對國家指指點點，忘恩負義。國家用俸祿養出了無數白眼狼，知識分子對國家隻有批評，沒有建設，放棄家國情懷，到處拆國家的台。隨便翻一下東漢名士史即可發現，他們永遠在放大國家惡的一麵，從來看不到國家的良知，如同怨婦一樣，侵蝕著自己的祖國。
二、人們將與生俱來的道德感（謙讓、孝順）扭曲為競爭的目標和獲取利祿的手段，偽君子開始多於真小人。史載知識分子趙宣為博取功名，葬親後不久即關閉墓道，在黑暗世界守孝二十餘年。後來政府去征召他出來做官，趙宣心花怒放，招呼他的幾個孩子出來叩謝，前來的政府官員震驚得閉不上嘴，按規定，守孝期間是不能和老婆同房的，趙宣的孝，已不是良知，而是最大的人欲。
三、士大夫門第的形成。先秦時期，“士”是武將，“大夫”是文官。董仲舒提出培養國家官員以後，進入官僚係統的全是儒家知識分子。這些人來自同一幫派（儒家），所以有相同的價值觀，最終通過互相捧場和推舉，形成了強大而頑固的力量。這力量到東漢時期，已不可撼動。而且這股力量有意識地推舉、選拔和自己誌同道合的人，也就是士大夫階層的人。由此，士大夫門第觀念和事實完全形成。士大夫們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唾沫橫飛地對國家指手畫腳，卻從不承擔責任。政府官員全是他們的徒子徒孫，上升渠道關閉，農民永遠是農民，工匠永遠是工匠，士大夫永遠是士大夫。士大夫門第觀念成為中國政治的一大特點，直到清朝滅亡，才退出舞台。
劉秀固然把西漢帝國倒在地上的龍旗重新豎起，不過，由於劉秀胸無大誌，根本是個被時勢推至前台的皇帝，所以他不可能延續中華第一帝國的強盛，這麵龍旗從升起那一刻起，就開始滑落，悄無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