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7年冬天，劉誌去世，他沒有兒子，竇武就在士大夫們的支持下推舉劉炟的玄孫劉宏為皇帝，劉宏（靈帝）才十二歲，竇武和宦官共分權力，不過由於竇武有推舉劉宏之功，所以權力顯然比宦官們大一丁點。他被授予要職後第一件事就是啟用黨錮之禍的受害者李膺等人，卷土重來後，有澄清天下之誌的陳蕃經常和竇武躲在密室中製訂剪除宦官的計劃。
兩人還未動手，士大夫中的愣頭青督郵（太守的執行官）張儉突然彈劾宦官侯覽貪贓枉法，但奏書被侯覽截留，張儉一不做二不休，也不向上級組織請示，立即把侯覽的母親殺掉，不但殺其母，還把侯覽家屬及賓客百餘人也殺掉。侯覽向劉宏哭訴說：“皇上您看看，這就是那群滿嘴仁義道德的黨人幹的事，還不如我們這群閹人。”
劉宏愣愣地問：“啥是黨人？”
侯覽回答：“就是想造反的那些人啊。”
劉宏下令：“捉拿。”
李膺等人剛被竇武解放手腳，還未出家鄉，宦官派遣的偵緝隊就趕到了。李膺家人勸他逃跑，老李拿出了氣節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這是做臣子的氣節。我已六十歲，剛吃完壽宴，生死有命。”
李膺被捉拿後，受到宦官嚴刑拷打而死，東漢名士中，李膺是言行一致的一個，用人生踐行了知行合一。
竇武兔死狐悲，氣得死去活來，他和陳蕃加快落實幹掉宦官的計劃。公元168年陰曆五月，東漢帝國發生日食，竇武在陳蕃的策劃下麵見他的女兒竇太後，請求竇太後誅殺宦官。看到老爹白發蒼蒼，淚水滿眶，隻有二十歲的竇太後無所適從，猶豫不決。直到八月，宦官們知曉了竇武和陳蕃的陰謀，曹節和張讓等宦官用皇帝的名義集結京城衛隊，向竇武發動突襲。竇武和陳蕃在倉促之間應戰，結果當場戰死。宦官們趁熱打鐵，掀起對士大夫、外戚聯合陣線的清剿。
很多人把事情搞砸，根本原因在於不能把知和行快速統一，知道事情是正確的，馬上去做，千萬別在策劃上浪費時間，浪費時間就等於浪費生命。
和竇武、陳蕃有關係的士大夫全部被牽連進來，黨人萬餘，被殺的有千餘。一萬餘士大夫被限製在家鄉，不得出入。在危難時，很多知識分子拿出了真正的精神，比如李膺，再比如範滂。範滂被捉前，跪別老母。老母哭泣，範滂說：“為正義殺身，死得其所。”他老母擦幹眼淚，表示同意。範滂教訓他兒子說：“我教你作惡吧，但惡是絕不可作的；我教你行善吧，我沒有作過惡，卻遭此大禍。”
範滂的這兩句話動人心弦，讓人落淚。儒家始終硬著頭皮樂觀地說，正義終將戰勝邪惡，邪不勝正。這是一句永遠正確的話，但最後戰勝邪惡的正義化身很難是正義的你，你即使是正義，也是被邪惡幹掉的正義。人生無常，恐怕就是這點：讓你看到希望，卻不讓你實現希望。
然而這也是中華思想最妙的地方：希望永在，必定實現，雖然你看不到。
第二次黨錮之禍後，東漢政府最後的力量源泉——士大夫階層和外戚徹底幹涸。竇武死後一年，宦官故技重演，幾乎將所有的士大夫打為亂黨，要他們老死家鄉。宦官把亂黨空出來的一部分官位給了親朋好友，另一部分官位則被高價出售，購買這些官位的人都是鄙賤無恥之徒，東漢政權中正人君子絕跡，卑鄙小人橫行。
可以說，黨錮之禍，對東漢帝國來說是一場超級災難。中國當時的精英喪失殆盡，宦官權勢熏天，黨羽遍布中央和地方，使東漢帝國成為宦官帝國。這個帝國隻要稍有風吹草動，必然崩潰，因為宦官與那些靠購買官位上來的人的能力和情操無法承擔挽狂瀾於既倒的重任。
我們不該完全指責宦官或是外戚，這兩類人對帝國的損傷固然有責任，但士大夫階層也不怎麼樣。首先是他們自己的良知並不光明，結黨後互相吹捧、抬轎子成為入仕的終南捷徑，很多聰明的人集合起來就成為烏合之眾，理性下降，感性上升，很多爭鬥遂成為意氣之爭。在情緒控製下，很多人都喪失了人性，無論是對付外戚還是對付宦官，采取的都是一種瘋狂的複仇模式，不見血腥絕不罷休。士大夫代表京城司令陽球在審問太監王甫時，根本不問其罪行，直接重刑伺候，導致宦官不顧一切地反撲；前文提到的張儉搞不定宦官侯覽，就殺他的家人，這已經嚴重偏離儒家“以德服人”的教導，違背了堯舜周公孔孟“仁義”的指令。
當帝國最大的三股力量開始發瘋時，就連盲人都能看到，東漢帝國進入了快速滅亡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