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帝國每天都有戰爭，東北方是烏桓和鮮卑，西北方是北部匈奴，北部匈奴被打敗西逃後，一個被稱為羌的民族進來補位。
羌族源於古羌，是中國西部的一個古老民族，漢帝國前，活躍於現在的山西、陝西甚至河南地區，是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並駕齊驅。它好戰，是一個以戰死為吉利，以病死或老死為不祥的民族。西漢初期，羌族從西北向西南發展，零散地滲入中國本土，到處為非作歹。中國政府發現它的實力時，它的人口已突破兩百萬，能投入戰場的兵力達五十萬。這是個龐大的數字，不可能不引起中國政府的重視。
西漢政府曾命令智慧超群的官員趙充國負責羌族事宜，做事向來穩健、實事求是的趙充國在做了詳密的調查後報告政府說：“羌人不足為患，他們秉承人多力量大的族訓，特別喜歡生孩子（父親死後，兒子可以娶後母，為的是生孩子）。但他們和匈奴最大的不同是，從來不知團結，擅長窩裏鬥，人數雖多，但萬人萬心，一個不知團結的民族注定沒有前途。”西漢政府同意趙充國的判斷，采用分而化之的策略，讓他們在中國西北邊境和漢人雜處，按儒家的觀念，可以用文化改變夷狄，使夷狄中國化。
然而，羌人用事實證明了中國儒家那套“懷柔”與“教化”策略的愚蠢荒唐，蠻夷對仁義禮智信油鹽不進。中國邊境的漢人不但未教化好羌人，反而被羌人同化成了蠻夷。
為了穩定好戰的羌人，中國政府設立護羌校尉（管理羌人的官職），護羌校尉的職責是協調和羌人有關的全部事務，而這些事務的重中之重就是維穩。但羌人的叛亂源源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麵對如火如荼的羌人叛亂，受過儒家教育的士大夫們紛紛指控護羌校尉殘暴不仁，所以說，羌人的叛亂不是民族叛亂，而是官逼民反。這是正確的，但隻是部分正確，儒家的知識分子總是不承認民族觀念，他們隻承認官民觀念，如果百姓造反，而且不停地造反，那肯定是官員出了問題。
士大夫似乎從沒有想過，古羌人不知仁義。隻有外戚鄧騭一眼看透了事情的本質，公元100年時，他在高層會議上指出，自先皇（劉秀）去世那一年（57年）起，羌人就開始大規模叛亂，短短四十餘年，他們叛亂了十次，如果士大夫們認為是官員有問題，那麼，四十餘年來幾十個護羌校尉，難道就沒有一個合格的？況且，護羌校尉的人選還是由士大夫推薦的。這足以說明羌人的問題。
士大夫們被?得青筋直暴，特別是當他們發現鄧騭說得完全正確時，更是氣急敗壞。然而，鄧騭雖看透事情的本質，卻沒有知行合一的能力，他最後想到的辦法是，把叛亂最嚴重的涼州地區設為中國人的禁地，把羌人局限在中國的西北邊境地區。
這種策略對東漢帝國而言是飲鴆止渴，羌人在西北地區得寸進尺，肆無忌憚，掀起更狂暴的叛亂。
鄧騭方略執行一年後的公元101年，羌人的迷唐部落攻擊山西晉城，太守侯霸怒氣衝天，攻擊羌人，騷擾中國多年的迷唐部落瓦解，侯霸對迷唐部落采取雞犬不留的屠殺政策。第二年，活躍於寧夏固原的羌人燒何部落突然進攻固原，固原政府反擊，反擊成功後，仍然是滅絕性的屠殺。
這兩次對叛亂的羌人毫不留情的屠殺迅速成為東漢政府對付羌人的基本政策，從公元102年到公元169年的六十七年時間中，羌人掀起的數萬人的叛亂有三十餘起，東漢政府每次都要投入十萬人以上的兵力來鎮壓。結果是，東漢政府正規軍耗費殆盡。公元169年，東漢政府命令護羌校尉掃除分散在中國腹地的羌人，雙方決戰，東漢政府大勝。
東漢政府雖然贏得勝利，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打仗需要錢，錢從老百姓那裏搜刮而來，當老百姓被搜刮幹淨隻剩死路時，他們隻能鋌而走險——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