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上海的丁玲，成了一個堅定的左傾分子，參加政治活動愈益頻繁，儼儼乎一左派女傑了。而沈從文繼續著他“優美”、“自然”、“人性”的文學立場。這年夏天，沈、丁兩人因文學與政治上意見的不同而正式分道揚鑣。多年以後，有好奇的讀者要一探他們上海恩怨的始末，兩人皆諱莫如深。
也是在這年夏天，沈從文離開上海重回北京。以後的數年間，他的活動範圍將主要在北京和青島兩地之間，對於上海的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情緒，使他一想起這個城市總是心裏隱痛。
1931年沈從文上海之行還有一個收獲，是這年他對上海作家的一個指責——他稱他們隻是文學的“白相人”——將在三年後釀成新文學史上一場重要的語言紛爭，即京派與海派之爭。然後才有他對上海文人一個經典性的判斷：“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時至今日，聰明的上海文人似乎還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個語境中，在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中打著轉。
時間在此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兩年後，他和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宣布結婚。
再四年，沈從文拋妻別子，化裝逃出日軍占領下的北京城，輾轉飄零最後到達昆明。稍後，他的妻子張兆和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也離開了北京……
流水十年，從1922年至1931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成熟、疏離乃至走向分化的十年。這十年，革命由南往北，催生文化由北往南，南北風雲際會，最終成就了一部上海傳奇。
這十年，如同前麵已經告訴我們的，在本文主人公沈從文的生命長河中還隻是一個狹窄的河道，外來的任何打擊或者挫折都有可能使這條河流改道，甚至枯竭。所幸是這個來自南方山地的青年以他頑強的意誌力挺了過來，他在其間被擠壓、打磨，經受著諸般人世間的苦，並最終完成了一個現代作家的基本的訓練和積累。盡管此時的他還沒有寫出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卻也是呼之欲出，將有一樹好花開。接下來的一個十年，隨著《邊城》、《長河》、《湘西》、《湘行散記》的問世，我們會看到，這條長河終於朝著更廣闊的天地奔流了，並在暢快的奔流中呈現出恢宏萬千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