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人進占上海時，邵洵美借埃米麗·哈恩的名義在租界內辦起了宣傳抗日的雜誌《自由譚》。這本雜誌的主編和發行人名義上是埃米麗·哈恩，但背後全是邵在運作。以同樣的方式，他還辦起了一本差不多開本的英文雜誌《天下》。藏書家薑德明先生推測說：“也許正是邵考慮到當時租界的孤島環境，有意請一位外國人來出麵辦理雜誌，借以躲避日本占領軍的障礙……這種辦刊方法，在當時孤島亦決非一例。”
據說埃米麗·哈恩和邵洵美在律師處是秘密辦了結婚手續的，這麼說來她的身份就不再是邵的情婦，而是他的第二個妻子了。但這並沒有牽製住她離開邵洵美。她給邵留下的唯一紀念是讓他也染上了阿芙蓉癖，幸虧不是太嚴重。1940年，埃米麗·哈恩離開上海去了重慶，搜集她正在寫作的《宋氏三姐妹》一書的材料。第二年她去了香港，在那裏她愛上了一個已有妻室的英國少校（此人和她養過的那隻猴子同名，叫查爾斯·鮑克瑟），不久就為他生下了一個女兒。珍珠港事件爆發，香港淪陷，她和鮑克瑟被關進了集中營。1943年12月，美日交換僑民時，他們被遣返美國，定居紐約，並在那裏正式結婚，從此結束了她長達八年浪跡遠東的傳奇生涯。
此後，在中國的經曆幾乎成了她唯一的寫作資源。戰後，她出版了自傳性的《我與中國》一書，對上海期間的生活及和邵洵美的一段情分作了不少披露。邵在她的筆下成了“中國朋友Sinmay”。她描述了他對上海這座城市是多麼熟悉，“每家店鋪的每一塊磚對Sinmay而言都是有曆史的”。還有他如何駕著他“長長的褐色Nash（美國的老牌汽車公司）”，從他的楊樹浦的家，經過蘇州河，一直到市中心的那些誘人的書店所在地。在她生動的敘述中，邵是個“過分好奇的人”，“他的心理就像孩子，像小狗，或像個老派的小說家，探究一切事情，從所有吸引他的東西裏編織著故事”。
她還寫到了富有紳士風度的邵洵美對女人的體貼，這個“有教養的美食家”和“風趣的健談者”，在帶她出去赴宴時，“他會就這道菜或那道菜講出一個很長的故事，先是用中文講給他的那些朋友聽，然後意識到我不懂中文，就會迅速地向我解釋一遍”。他隻到埃米麗·哈恩工作的地方去找過她一次，“他蒼白的臉和他的長袍在溫和的英國記者中激起了那麼大的反響，使他以後很有意識地總是約我出去在外灘見麵”，她這麼回憶說——“幾乎天天見麵，或早或晚，多數是晚上。對他來說，時間無所謂”，“然後到了晚上，就在邵洵美的家裏開晚宴，或閑談；有時去看電影；要不就在床上讀書。雖然我已經嗅到了空氣中的戰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在她的另一本叫《潘先生》的書中，邵成了一個叫“潘海文”的人物的原型。其實這個人物的名字也是來自邵，是邵的英文筆名Penheaven（筆天下）的諧音。邵讀過這個小說後，生氣地發現自己在女作家的筆下竟然成了一個書呆子式的人物。
1946年夏天，邵洵美受陳果夫委派以電影考察為名來到美國，和他的舊情人（前妻？）見了一麵。鮑克瑟少校很不紳士地參與了他們所有的會談，或許他是怕妻子再來個孔雀東南飛？會談結束時，鮑克瑟指著妻子對邵說：“邵先生，你的這位太太我代為保管了幾年，現在應當奉還了。”鮑克瑟一個洋番，自然不會想到妻子如衣服這一層上去，或許真的隻是想開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邵也笑笑，說：“我還沒有安排好，還得請你再保管下去。”
可憐的鮑克瑟少校！他把埃米麗·哈恩一直保管到她變成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到了埃米麗九十歲那年，他要先去見上帝了，還握著妻子的手說：你變得那麼老，還能像一隻蝴蝶一樣飛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