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再次下詔，舉賢良文學，皇帝親自問策。著名的儒學大師董仲舒參加這次對策。董仲舒是漢代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治春秋公羊學而著稱，在漢景帝時曾擔任過博士。他精進好學，據史書記載:“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個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改變，也是繼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又一次對自由思想的遏製。從此，儒學成為西漢的官方之學。雖然漢武帝並沒有采取極端的手段，壓製其他各家的學術，但儒學作為正統學術思想的地位由此得以奠立。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及竇太後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可見竇太後之死正是儒學之興盛的開端。
漢武帝為什麼欣賞“獨尊儒術”，大力推崇儒學思想呢?這是因為在諸子百家中，儒學思想最有利於專製統治，或者換句話說，容易被統治者所利用。黃老思想崇尚寡欲，清靜無為，主張節省財力民力，真正能實行黃老思想的帝王並不多見;墨家思想則有平民化的傾向，扶弱除強，強調社會正義，更多反映下層民眾的政治要求，向來不為帝王們所喜歡;法家思想推崇君權，固然迎合帝王所好，但赤裸裸地標榜權力，容易引火燒身，秦帝國的迅速沒落就是一例。與上述三家相比，儒家思想既標榜“仁義”，又強調“尊卑”秩序，這就容易為帝王所接受。
這裏必須指出的，漢武帝從來不是一個真正儒者。他外表愛好儒學，骨子裏則是個法家分子。表麵上看，漢武帝排斥法學分子，實則不然。武帝時代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對皇帝有一句大膽的批評:“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針見血地剖析了漢武帝偽儒學的本質。漢武帝的統禦術，其實說穿了，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打著儒家的招牌，實在沿用法家的治術，外儒而內法，因而在武帝一朝，酷吏橫行，一手遮天，嚴刑峻法實為漢朝之登峰造極，此後文詳之。
武帝時代固然是儒家的春天，但隻能說是儒者居高位者多罷了，這些所謂儒者的表現，大多差強人意。
竇太後死後，推崇儒學的田蚡為相。可田蚡是個什麼人呢?他是漢武帝的舅舅，皇太後王娡的同母異父弟弟。憑著這一層特殊關係，田蚡在家裏建豪宅，侵占大量良田，公然收受賄賂，家裏的金玉珠寶、女人、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他利用手中職權，獨斷專行，隨意提拔自己的親信，以至於漢武帝憤怒地說:“你任命完官吏了沒有，我也想任命幾個。”田蚡卻不知收斂，又向皇帝請求將考工官署之地撥給自己，用於建私宅。漢武帝氣瘋了，狠狠地說:“你幹脆把武庫也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