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幻洲》的創刊號上，潘漢年以“亞靈”的筆名寫了一篇《新流氓主義》，把他的寫文章的風格和追求統稱之為“新流氓主義”。他對“新流氓主義”解釋是：“現在凡是感到被束縛，被壓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不行。新流氓主義沒有口號，沒有信條，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認為不滿意的就奮力反抗”。他把“五四”時期的闖將們都看作是“新流氓主義”。後來《語絲》社的幾位主將也是“新流氓主義”，隻是其中有的人當了博士就沒有資格成為“新流氓主義”了。
這時的葉靈風自稱是“唯美派”，潘漢年卻自稱為“新流氓主義”。同仁和文友因潘漢年“有時寫得走火，胡說白道，說什麼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罵出來了，因此……又給他起了一個綽一號，叫‘一F部編輯’。”對於潘漢年主編的《幻洲》下部《十字街頭》的厲史功過，薑德明先生作了如下的評論：
統觀這一時期《十字街頭》令文章，一直鮮明地反時軍閥、帝國主義以及它們的走狗，反對一切反共的言論，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正因為思怒上有不滿意誰就罵誰的想法，打擊的片象就不那麼準確了。比如潘漢年的那些尖銳潑辣的小品文，既打擊胡適、吳稚暉，以及國家主義派，也把朱湘、徐誌摩、劉豐農等作為攻擊對象，甚至出現過對香迅、陳望道、劉大白、張伯茶、夏百年等人表示不滿的文字。潘漢年還說：“我說中國之亂，柞軍閥而為一般自命正人，君子，紳士，學者！”這就末免偏激了。 另外關於“止海女人野雞化”問題的爭論，“靈與肉”專號，性道德等問題的討論，也都有片麵性……這些都反映了編者頭腦裏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
正當潘漢年以“一字街頭文壇闖將”之筆向舊社會、舊道德發動進擊的時候，他應郭沫若、李一氓之邀西去南昌主編《革命軍日報》。時下國共分裂了，大革命失敗了，潘漢年又回到了．上海，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他戰鬥過的三德裏A·十一號小樓，想起了他與葉靈鳳合作主編的刊物《幻洲》。
可是當潘漢年重新踏進三德裏A·十一號小樓的大門以後，昔日那種年輕文人所具有的喜笑怒罵的聲音消失了；他所熟悉的一個個“創造社的小夥計們”身影不見了。他環顧蒼涼而清冷的出版部，隻有一位他熟悉的年長的工人在守攤。頓時，他生出一種無名的悲憤！他雖然已經預感到了什麼，但他依然懷著良好的願望問那位年長的工人：
“我們創造社出版部的諸位先生呢？”
“大多數離開出版部自謀生路去了。”
“周全平先生和葉靈鳳先生呢？”
“也先後離開了出版部。”
“還有誰沒有走呢？”
“隻剩下梁先生幾個人了。”
“誰負責編輯出版《創造》月刊和《幻洲》半月刊呢？”
“沒人編了，全都停刊了。”
潘漢年驚得險些吼叫起來！但他一想到這幾個月突變的風雲，又終於克製住自己的情感。接著，和這位守攤的年長的工人攀談起來，詢問了這幾個月出版部發生的事情。當潘漢年獲悉“創造社的小夥計們”都在為他的安全擔憂，並在《幻洲》上發表署名嚴陵的文章《本刊遲延出版的聲明―並紀念失蹤的漢年》。他急忙要來這期的《幻洲》，認真地捧讀起這篇文章：
3月1日第九期《幻洲》出版時，漢年已經離開上海了。那時正是革命軍預備收複南，打倒孫逆傳芳，漢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從事軍隊中的工作，到四、五月中，蔣介石坐鎮東南，汪精衛偷跑到武漢；於是武漢派與滬寧派遙遙相對，你罵我低，武漢派罵滬寧派反革命，滬寧派罵武漢派為破壞國民革命之共產黨之流。誰是誰炸，一般目光短淺之青年，頓時待徨歧途，不知是從。漢年就在這個時候，行蹤不明，不知去向……
潘漢年一口氣讀罷這篇文章，掩卷自思，感到了“小夥計們”對自己的真摯情誼。由此，他又得出結論：隻要他向大家講明情況，多數的“小夥計”還會團結在一起，揮動每個人手中的筆，向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宣戰！
潘漢年的判斷是正確的。葉靈鳳聽說他安全地返回上海，萬分驚喜地向他表示祝福，並詢問自己的老搭擋－一滿身征塵的潘漢年今後想幹什麼。播漢年毫不猶豫地答說：
“恢複出版《幻洲》半月刊，繼續靠賣文為生。”
這時的葉靈鳳正徘徊於十字街頭，希望和光華書局合作出版新的文學刊物。他一聽潘漢年的口氣，遂暫時放棄自己出版新的文學刊物的計劃，欣然同意和潘漢年恢複《幻洲》半月刊的出版。自然，這本刊物的宗旨依舊，仍由葉靈鳳主編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漢年主編下半部《十字街頭》。
潘漢年曆經大革命勝利和失敗的戰鬥洗禮，思想境界有了極大的飛躍。他對舊中國如何快些毀滅，新的中國早一天重生等重大的課題，也隨之有了新的認識。他麵對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不僅僅是看到昔日的戰友有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也有的落伍投敵，甚至充當了追捕革命黨人的鷹犬，而且還發現更多的人卻是看不到革命的希望，徘徊在十字街頭和路口。他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指明中國未來革命的航程，但他本能地認為自己應挺身而出，首先使自己從大革命的失敗巾醒悟出更多的道理來。他曆經深思熟慮，在複刊的《幻洲》上寫下了有名的《我再回上海》一文。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