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為什麼在1929年夏秋之交突然過問文藝呢份夏衍同誌作廠如下回憶：
1927年列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爭論，其實，這之問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1＊1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托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幹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問北區的一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
關於黨中央是如何決定幹預文藝的，迄今未見到原始的史料。隻有從散見於有關人士的回憶錄中推斷出這樣的結論：直到1929年的夏秋之交，黨才對這場論爭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研究，並且得出了論爭雙方都是要堅持革命的，在方向上並沒有原則分岐的正確結論。於是決定運用黨的力量進行幹預，要求從黨員作家做起，停止論爭，並進一步爭取把所有左翼文藝界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對敵。至於時任“文委書記”並已經兼任中央宣傳部千事的潘漢年所起的作用，由於“潘案”所累，他自己沒有留下文字記述。自然，由於年代久遠，當事人相繼謝世，生前誰也沒有說到潘漢年在這一重大決策中的作用。但是，根據一般的常識，以及潘漢年貫徹中央這一重大決定所做的工作，誰也不能否認潘漢年參預了黨中央的決策會議，並依然由他出麵負責向有關人士傳達落實這一決策。
黨中央決定“以黨的力量進行幹預”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為了惜墨存史，現把當事人吳黎平、陽翰笙、馮雪峰三人的回憶摘抄如：
時在中央宣傳部供職的吳黎平同誌在《長念文苑戰旗紅》一文中說：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間，李立三同誌到芝采路秘密機關來找我，把中央的這些意思告訴我：
“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故，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
“二是產們有的同誌攻擊普迅是不對的，要單重普迅，團結在普迅的旗幟下；
“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誌，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
“李立三同誌要我和魯迅先生聯係，征求他的意見。
陽翰笙同誌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經過》一文中說：
1929年秋天，大概是9月裏，李富春同誌給我談了一次話。地點是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李富春同誌先問我：你們和普迅的論爭，黨很注意，現在情況怎樣了？
我簡要地敘述了一下情況。‘我說香迅近來翻譯和介紹了不少蘇聯的文藝理論、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這是很好的；現在的論爭已經緩和下來，不像去年那麼激烈了；有些同誌自己也感到與魯迅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李富春同誌說：“你們的論爭是不對的，不好的。你們中有些人對普迅的估計，對他的活動的積極意義枯計不足。香迅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過來的一位老戰士、先進的思怨家，站在黨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團結他，爭取他。你們創造社、太陽社的同誌花那麼大的精力來批評普迅，是不正確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約你來談話，是要你們立即停止這場論爭，如再繼續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論爭，與香迅團結起來。 第三點，請你們想一想，像普迅這樣一位老戰士、一位先進的思想家，要是站到黨的立場方麵來，站在左翼文化戰線上來，該有多麼巨大的影響和作用。你們要趕緊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你們也會解決的，然後向我來彙報。”
馮雷峰同誌在回憶潘漢年的談話中，他說了如下這段話：
據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漢年是做黨中央宣傳部幹事，到1930年春天他還兼任文委書記。記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司，潘漢年來找我，要我去同普迅商談成立左聯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查、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普迅及在普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麵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各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普迅有什麼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潘漢年是一位組織原則很強的同誌，他曆來對黨中央的決定堅決付諸實施。現在黨中央又作出了成立左聯的決定，他身為文委書記，則更是責無旁貸地貫徹執行。他除去請有關人士向魯迅先生傳達黨中央的決定，並征詢其意見外，他還分別作創造社和太陽社有關同誌的工作。對此，馮雪峰同誌曾回憶說：“這時候，據我所了解，創造社方麵，潘漢年主要是找馮乃超；太陽社方麵，則找阿英（蔣光慈好象還在日本）；同時潘漢年也找夏衍、洪靈菲等人淡。”對此，陽翰笙同誌也作了如回憶可以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