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吞同誌和我談話後的兩天，我見到了潘漢年，他說他已經得到了這樣的通知。於是我們倆經過商量，先開個黨員會，傳達李富春同誌的指示。 當時決定找的人是：夏衍、馮雪峰、柔石，創造社方麵的馮乃超、李初梨，太陽社方麵的錢杏郊、洪靈菲，另外還加上濤漢年和我，一共九個人，這些都是當時黨內的負責人。開會的地點是在公非咖啡館。會議是潘漢年主持的，他說李富春同誌和老華（我當時用華漢的筆名）談過一次話，現在請他向大家傳達。我傳達完了之後，很多同誌都擁護李富春同誌的意見。有的同誌還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對魯迅態度不好·一也有個別的同誌不表態，說普迅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不是馬列主義者，為什麼不可以批評呢？……但到最後，經過反複說明團結的意義，會上的意見一致了。
就在這次會上決定；創造社、太陽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對普迅的批評，即使魯迅還批評我們，也不要反駁，對普迅要粵重。
再一個決定，就是派三個同誌和普迅去談一次話，告訴魯迅，黨讓停止這次論爭，並批評．了我們不正確的作法……普迅襯於年輕人的作法，是諒解的，表示願意團結起來。
潘漢年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把兩個論爭長達近兩年的幾個文學團體凝聚在一起，變成一個進行反文化“圍剿”的戰鬥集體，必須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棄偏見，團結對敵。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統一，必須進行自我批判，心悅誠服地多做自我批評。為此，他帶頭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發表了《文藝通訊》一文。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他坦誠地發表了如下的意見：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一切的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隻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枚在他的批判的坦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
經過一段思想清理和組織準備－一當然包括得到魯迅先生的讚同之後，“潘漢年同誌代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包括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我（夏衍）以及黨外的鄭伯奇同誌等在內的座談會，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樓上召開的。潘漢年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對這場論爭的意見，認為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和茅盾的批評……同時還對自己的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推定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十二個少、，作為‘左聯’的籌備工作人員。當鄭伯奇問‘魯迅先生會不會同意參加’時，漢年同誌說，中央已經有人和他談過，他同意參加並讚同‘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名字。”
還是在這次會上，潘漢年傳達“中央並指定這個小組的任務是，盡快擬出兩個文件：一、擬出‘左聯’發起人名單；二、起草‘左聯’綱領。會上決定這兩個文件一擬出了初稿，就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樸央審查。這個會開得不長，我的印象卻很深，大約不會記錯。我還記得潘漢年說，中央負責同誌和魯迅談話的時候，魯迅說明他不一定參加籌備小組的工作，他可以掛名，不能每次會都參加，有必要的、非他參加不可的，他可以參加。潘要我們把每次籌備會的情況，通過馮雪峰、馮乃超和我（夏衍）經常向魯迅報告。”
自此以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遂進入了籌備成立的時期。潘漢年由於還要聯係成立其他革命的社團組織，沒有參加左聯籌備組的具體工作。但他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代表，曾多次與會指導整個籌備會議的進行。有關“左聯”的綱領、發起人名單、組織關係草案擬出之後，他不僅親自審閱，提出意見，而且還派專人報請魯迅先生審定。當他聽說魯迅先生不同意封給他的“主席”、或“委員長”這類名稱，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盡力多做”以後，遂和左聯籌備組的有關人士商定，設執行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當他聽說魯迅先生看見“左聯”發起人名單中沒有鬱達夫的名字，並獲知鬱達夫最近情緒不好，也不經常和一些朋友來往後，不以為然地說：“那是一時的情況，我認為鬱達夫應當參加，他是一個很好的作家。”當即表示同意魯迅先生的意見，並請有關同誌去商請鬱達夫參加。總之，潘漢年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誕生，真可謂是竭盡忠誠和力量了！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華藝術大學宣布正式成立。雖說由於防止敵人搗亂和破壞，沒有更多的人參加大會，但它卻永載中國現代文學史史冊，因為它標誌著黨的文化工作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先生發表了有名的演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潘漢年也發表了事後發在《拓荒者》上的文章：《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這篇文章對左翼文化界提出了中肯的要求，是一篇研究“左聯”的十分重要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