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儀在說明這個建議時聲明：南京政府將實行革斷並開佑實行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國防政府的十點綱領。鄧文儀在談到改編中國紅軍時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南京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南京政府間應交換政治工作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蔣介石知道，紅軍沒有彈藥、武器和根食。所以南京政府能夠給紅軍一定數蚤的武器和根食，以及派出若幹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南京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王明指責了蔣介石把內蒙古劃為紅軍的根據地和活動區域的建議，實際上內蒙古並不在蔣介石的控製之下，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不嚴肅和不能接受的。鄧文儀回答說，考慮到內蒙遠離中心和那裏缺乏糧食，南京政府還可以劃給紅軍其他地區作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區”。同時，鄧文儀指出，這使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建立“國際聯係”，暗示中國共產黨可以同蘇聯建立直接聯係。 同時，鄧文僅承認，在中日戰爭情況下，日本特會封鎖中國所有海岸線，那時中國將不能從歐洲和美國買到武器和彈藥，其主要來源將變成蘇聯。鄧文儀繼續說，所以我們想經過西北從蘇聯方麵得到武器和彈藥。
王明聽了鄧文儀的談話並同他討論了某些問題後，向他建議，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可以同處在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建立直接聯係，以便同他們談列簽訂杭日和停止內戰的具體條件。
據史記載，雙方初步協定由鄧文儀回國進入陝北蘇區，直接和毛澤東、朱德等人談判。為此，“王明在1936年1月23日專門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去蘇區直接與幣央協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當天，潘漢年也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長的身份致信蔣介石，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紅軍總司令朱德，保證鄧文儀進入蘇區談判時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恰在這時，國內的紅軍東渡黃河，發動了旨在抗日救國的東征戰役。就在閻錫山調遣重兵攔截紅軍經晉赴冀、察抗戰的同時，蔣介石趁機又令嫡係部隊入晉，妄圖一舉殲滅東渡的紅軍。同時，他為防止紅軍西撤陝北，又命令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陳兵黃河西岸。因此；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抗日反蔣”的既定方針指導卜，再次發表專文指出：“蔣介石已成為全國人民團結和抗日救國的最大障礙。不肅清這一障礙，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便無從實現。”並認為蔣介石派出鄧文儀秘密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是“企圖乘機收編中國紅軍的陰謀。”遂決定取消潘漢年充當國共兩黨談判聯係人的使命。此時已登船回國的潘漢年又以希臘政治情況發生變化，急電召回莫斯科。
恰在這時，胡愈之到了莫斯科。
胡愈之躲在旅館中花了很多時間，重新寫了一份書麵報告，並由潘漢年轉給了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不久，王明約見胡愈之，詳細地聽取了有關國內情況的報告，特別是關於張學良將軍思想轉變的情況和東北軍的動態。在這期間，潘漢年向胡愈之“傳達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路線問題。”
轉眼到了3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收到了國內紅軍的報告：和張學良、楊虎城業已開始秘密接觸，並達成了共同抗日救國的口頭協議。因而共產國際自3月下旬，“決心改變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主張對蔣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相應靈活的措施。”中共代表團也不得不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會議，決定修改“抗日反蔣”的口號，以“反日討賊”取而代之。
如何逼迫蔣介石徹底放棄反共的政策呢？偏促西北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業已舉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南方兩廣的軍事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以及寓居在香港的原十九路軍愛國將領蔡廷錯等也在借抗日的旗號，正在積極密謀軍事反蔣。如果南北同時舉義，即使蔣介石的軍事集團不被打垮，他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也必然被迫聯共抗日。無論出現哪一種政治局麵，對中國紅軍的發展和壯大都是有利的。經反複研究，決定再次派潘漢年回國，其任務有二：
一、利用潘漢年和十九路軍以及兩廣軍事集團上層的關係，積極推動兩廣反蔣的軍事事變的發生；
二、根據國內軍事、政治局勢的變化，由潘漢年直接和南京最高當局洽談國共合作事宜。為了更好地掩護潘漢年回國的第一項使命，同時又為實現第二項使命鋪平道路，潘漢年行前再次約見了鄧文儀。
潘漢年這次約見鄧文儀是主動的，而且目的、任務也是清楚的。因此他對這次會談的進程和結果也是胸有成竹的。和鄧文儀寒暄過後，遂開門見山地說：
“現在國內戰爭仍在進行。此次我奉命回國和國民黨聯絡談判事宜。可是我連進入國門的自由也沒有，該怎麼辦呢？”
“這很容易。你到香港之後，給陳果夫、陳立夫先生直接寫信通知他們，他們就會派人到香港去找你聯係的。”鄧文儀答道。接著，鄧文儀問：
“中共對於進行新的國共合作的基本態度如何？”
潘漢年答：“現在國民黨軍隊還在追剿紅軍。紅軍當然要自衛反抗。內戰還沒有停止，所以還談不上國共合作。停止軍事行動應當是國共合作的前提。”
鄧文儀又問：“國內的問題，到底是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決定，還是由在國內的共產黨中央決定呢？”
鄧文儀提這個問題雖然不大友好，但卻不好說毫無道理。因為事實上以王明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當時一直是以太上皇自居的。何況“國際”和中共的關係，當時也習慣地被看作是直接領導的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但潘漢年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據，而又旗幟鮮明的：
“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派出的工作機構，當然要服從中共中央領導的決定。”
潘漢年和鄧文俘的會談很快就結束了。
潘漢年不懂外語，可回國的路線又必須經法國乘船去香港，怎麼力、？遂又有王明出麵找精通法語的胡愈之談話：
“你的任務已經完成，張學良和東北軍的事情黨中央已經知道，徐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漢年帶回香港，以後你的工作就由潘漢年直接領導。”
4月中旬的莫斯科已是冰雪消融、春光明媚的季節。潘漢年和胡愈之告別了蘇聯，登上了西去法國的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