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5月的香港已經是很熱很熱的了。再加上留居香港的各種膚色的人為生活所累，為發財致富而奔波，生活節奏是相當的快的，這又給悶熱的天氣人為地增加了溫度，因而顯得越發的熱了！
香港是因為天氣熱的原因，還是受外國人喜歡夜生活習慣的影響，白天大街上的行人總是很少的。然而香港的碼頭卻是個例外，上下船的旅客，迎候親友的男女一批接著一批，如果再加上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還有那些裝卸貨物的碼頭工人，真是不亞於我國傳統的廟會，可謂是相當的熱鬧了！而在這熱鬧的芸芸眾生之中，有一位剛過木惑之年的大知識分子，他站在碼頭上，極目遠眺由法國駛來的那艘鳴笛呼喚進港的客輪。他就是鄒韜奮。
鄒韜奮，江西省餘江縣人，早年入福州工業學校，後入上海南洋公學，中途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編輯職業教育叢書，後又主編《生活》周刊。“九一八”事變之後，他抨擊蔣介石對日妥協的政策，宣傳抗日救亡之主張，並創辦了生活書店。就在潘漢年撤離上海不久，他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蔣介石踐踏人權行為，結果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流亡國外。1935年，他重新回到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積極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他的愛國行動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他們先是派特務頭子劉健群、張道藩來和鄒韜奮談話，並以死來恫嚇，後又由杜月笙出麵來約鄒韜奮去南京和蔣介石麵談，要鄒韜奮到蔣介石身邊去工作，企圖以高官厚祿來籠絡他。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意外，鄒韜奮又一次流亡，於1936年3月來到香港，他決定在香港創辦一張報紙。當時兩廣的國民黨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所以對鄒韜奮辦報表示願意在經濟上給予支持，但報紙要為兩廣反蔣作宣傳。”鄒立即打電報給已到巴黎的胡愈之，請胡趕快回香港幫他籌辦報紙。
胡愈之把鄒韜奮的電文給潘漢年看了，潘漢年沉吟片刻，對胡愈之說：
“你立即給鄒先生複電，就說等你回到香港再‘擇吉開張’。”
潘漢年為什麼要鄒韜奮等胡愈之回到香港再“擇吉開張”呢？他一方麵清楚鄒韜奮先生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誓不兩立。另一方麵也知道兩廣的軍事實力派出錢買這張報紙的目的，是為他們製造反蔣的政治輿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匆匆創刊的《生活日報》，是一定會背離《八一宣言》的精神。 自然，也和他這次受命回國的兩項任務有所悖逆。不久，他和胡愈之由法國乘船回香港。
潘漢年和胡愈炙白天坐在甲板上，一塊眺望水天一色的大海；晚上又一塊共宿一艙，聽那海浪撞擊客船的響聲。潘漢年利用這難得的海程旅途之隙，向胡愈之詳細地了解了他告別上海以後的各方麵的情況。同時，也向胡愈之介紹了長征途中的艱芳，以及他在遵義會碑之後輾轉赴莫斯科的經曆。但是，他出於組織紀律的要求，沒有向胡愈之談這次回國的使命。簡之，他雖說告別白區工作已經整整三年了，但在這不足一月的海途中，通過胡愈之之口又接上了線。為他回到香港和上海開展特殊的統戰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潘漢年和胡愈之一登上香港的碼頭，就被鄒韜奮先生帶到提前安排好的旅館下榻。旋即潘、胡二人又按照在大海．上預先研究好的方案分頭忙碌起來。胡愈之對自己在潘漢年領導下所做的工作寫了如下的回憶：
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我向鄒韜奮介紹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告訴他我們報紙的宣傳也應由反蔣杭日向聯蔣杭日轉變。這樣我們辦的《生活日報》就沒有接受兩廣派的經濟資助，報紙在6月7日創刊，也不提兩廣的反蔣運動，不久兩廣的反蔣活動也因被蔣介石分化收買而失敗。這是我從共產國際回來，執行黨的杭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了全國性的救國會組織。但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黨員，還有一些是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真正中間派的代表很少。所以會議的宣言、口號都比較“左”，對蔣介石國民黨不能起爭取團結的作用。根據這個情況，潘漢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鄒韜奮和陶行知做了說服工作，由我幫助起草了一個《為杭日救亡告全國同胞書》。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上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
同時，胡愈之還回憶說，潘漢年為了放手讓胡開展工作，曾信任地對他說：“以後你隻管救國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間題你就自己幹吧！”為了便於胡愈之開展工作，有時潘找國民黨人士談話的時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飯館和高級咖啡館裏，並故意對國民黨人士說胡是救國會的，對共產黨有意見。潘有意用這種方法把胡公開出去，使國民黨知道胡是救國會的，不是共產黨。
潘漢年在港期間，為了落實回國的兩項使命，他會見了各方人士。他為了獲悉兩廣實力派正在醞釀的反蔣內幕，他通過關係約見了李宗仁、白祟禧派駐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和劉仲容等人。借此向王、劉等人宣傳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希望桂係和粵係這次反蔣的軍事行動，不是為了報複蔣介石的軍事壓迫，而是高舉抗日的旗幟，采用軍事手段迫使蔣介石對內放棄軍事獨裁統治，集中一切愛國力量救國抗日。同時，他又通過當年的老情報關係梅龔冰會見了原是粵係反蔣幹將―時在香港窺測政局，待機而動的原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鼎、陳銘樞等人。由於他在“福建事變”的時候，曾出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的全權代表，和十九路軍進行談判，並初步實現了雙方停戰和反蔣抗日的合作。因此，和蔣光鼎和陳銘樞等將領是熟人，遂又在香港無拘無束地談了起來。當他獲悉蔣、陳等將軍的認識依然停留“福建事變”前後提出的反蔣抗日的水平上，並在積極醞釀聯合西北各軍事力量，進行反蔣抗日的統一行動後，又有理有據地說明在國際上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國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同時，並請他們通過關係向廣東軍事實力派陳濟棠建議：在即將爆發的“兩廣事變”中突出抗日的目標，不要過份強調反蔣的要求，依此軍事行動創造條件，逐步實現聯蔣抗日的目的。實事求是地說：潘漢年在促成“兩廣事變”，並以此為手段逼迫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為未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