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十一年，孝文帝遣陸賈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稱帝，並說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時，都稱臣朝貢，便是佗在國勢範圍內，仍以帝王自居，竊國如故。
二、趙胡是佗的孫子，死後諡為文王，僭號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時也並不年輕。
三、文帝的太子嬰齊立，藏其武帝璽，漢書且雲：亦藏文帝璽，是則武帝、文帝璽，此時尚藏而未隨葬，但二書中並無提及嬰齊在位若幹年，如果他死時年在三十五至四十歲、而藏父與祖父之帝璽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於第四代王趙興，卻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謀害而歿。死時定不過四十。
基於《史記》所載，推斷第三代王嬰齊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趙興雖然被害死，但呂嘉在朝粉飾升平，立第五代王鞏固相位，嘉已曆事三朝，把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證不出趙眜是何人，則有待異日了。
麵對世人的矚目和學界多種不同的意見，以麥英豪、黃展嶽等為首的南越王墓發掘人員，不得不對自己以前發表的觀點認真思考和檢查。經過深入細致的研究之後，麥、黃等人覺察到在過去編寫的《初步報告》和發表的文章中，存在著論證不足、漏誤不實等缺憾，但他們確認的“文帝”與趙眜應是一人，趙眜即《史記》《漢書》所稱的趙胡。於是，麥英豪、黃展嶽等人在經過長時間冷靜而細致的思考研究後，於1991年在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廣東省博物館三家共同編寫的大型考古發掘報告《西漢南越王墓》中，再度拋出了結構嚴謹、證據充實的長篇論文《墓主和年代》，就在這篇長文中，對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誰的問題，從三個方麵做了詳細的考查論證，其主要論點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璽印及有關封泥（“眜”“帝王”）、銘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應是墓主本人，這是判斷墓主是誰的不容爭辯的內在物證。《史記》《漢書》中《南越（粵）列傳》所記述的南越國世係，則是我們的主要參考史料，又是我們結合物證立論的基礎。《史記》《漢書》兩傳都說南越王國“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如果沒有十分可靠的證據足以修改兩傳中的這句話，我們不能輕易改變對兩傳的信從。這是討論墓主是誰的前提條件。根據內在物證和對史漢兩傳的信從，我們認為，“文帝行璽”金印與“趙眜”玉印同出，二者應是一人。
有的學者把藏印和葬印分開，認為嬰齊在位時藏“文帝”璽，等到自己死時才把“文帝”璽放在自己墓中，從而推定此墓為嬰齊墓。這是一種猜測。《說文》：“葬，藏也。”可見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入墓中，實在沒有理由加以區分。
第二，出土名章“趙眜”與史書“趙胡”不符，這點我們已考慮到，並在《初步報告》中做解釋。應該承認，曆史上確實存在許多音義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號，以及傳抄失實等事例。
總之，出現趙眜、趙胡兩名，其原因或出自傳抄致誤，或出自一人兩名（一越名，一漢名），或出自名、字、號的歧異，或出於音義通假。雖然目前還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釋，以後也可能永遠無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礙墓主趙眜即《史記》《漢書》中的趙胡的結論。
至於兩枚“泰子”印，因其質料紐式書體均不同，有人便認為分屬趙胡、趙眜所有，並說二人都曾為太子，眜、胡是父子關係或兄弟關係，甚至說象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趙胡，死時攜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眜的私印入葬。這實在令人費解。墓主既然隨葬了自己的官印卻不隨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輩的私章入葬，實在於理欠通；再說墓中有“眜”字封泥同出，如果“眜”是墓主的父兄，這就無異於說，父兄生前已為子弟檢封葬品了，這豈不成了天大笑話。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還是三主，是趙佗之子還是趙佗之孫？除了上述因出土兩枚“泰子”印和趙眜與史載趙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見外，有些學者又從“趙佗年壽有問題”出發，堅持墓主趙眜是趙佗之子，進而武斷趙佗子曾繼任王位。
以上論證墓主趙眜即《史記》《漢書》中的第二代王趙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記》《漢書》對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數沒有明確記載，僅知第二代即位於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歿，這中間共24年，是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數的總和。《史記·南越列傳》記：“趙佗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漢書》奪“卒”字，餘同。出土銅句鑃刻銘“文帝九年樂府工造”，說明《史記》《漢書》記胡（眜）在位十餘年當可信。由此推定，第二代南越王大約死於元朔末元狩初，估計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後一兩年為宜。
對照墓主遺骸的鑒定研究，也有助於說明墓主與趙佗的祖孫關係。
從墓主遺骸的鑒定，可以判斷死亡年齡為35-45歲。今以40歲估算，知墓主約生於文帝末年，是時趙佗應有八九十歲（照王鳴盛算已近百歲），耄耋之年生子，實為奇談。故墓主絕非趙佗之子，甚明。把他看成是趙佗的孫子，則符合實際情況。從古代帝王早婚，祖孫歲差又達八九十年這兩個方麵估算，墓主趙眜不會是趙佗的長孫，而應是趙佗的次孫中的一個。《漢書·南粵傳》載，漢文帝元年陸賈出使南越，趙佗上漢文帝書稱“於今抱孫焉”。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至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佗卒，相隔有43年，就退一萬步來說，漢文帝元年趙佗的孫子剛出生，到佗死之年這孫子已是43歲的壯年了，再加上南越二世在位約16年，如果二世是長孫的話，死年已是58或59歲將近老年的人了，這個歲數與墓主遺骸鑒定的年歲迥異，所以，這是論定墓主是佗的次孫的又一力證。
再說墓中出土不少藥物，反映了墓主生前多病。這一點與上引“後十餘歲，胡實病甚”的墓主健康狀況也是相符的。
由於麥英豪、黃展嶽以大量的曆史典籍和考古資料，對象崗古墓墓主到底是誰的問題，做了嚴謹和較為科學的論述，所以當這篇長文拋出後，認同麥、黃兩人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學界原來那極其熱鬧的爭論漸漸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