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此可見，“或出自司馬遷所據檔案資料不實，致誤”，此疑怕難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傳抄“筆誤”？古文獻中，常有因輾轉傳抄而筆誤之事。漢代尚未有印刷術，其時傳抄致誤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後會更多些，這是事實。但是，古文獻的傳抄筆誤一般多出於字形相似、偏旁相類、音義相近的字，並非凡字都會筆誤。“眜”字，《說文解字》載：“從目，末聲。”而“胡”字，則“從肉，古聲”。可見，“眜”與“胡”，無論是字形、音義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難造成筆誤。且《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中，提到趙胡名字的共有八處，《前漢書·西南夷兩粵傳》中也有七處。如果是班固傳抄筆誤，何以會一而再，再而三，竟至於七而不發覺？！
說實在的，時至今日，我們尚無法找到確鑿的例證，甚至是孤證，以構成我們“或司馬遷並不誤，後被班固傳抄筆誤”的假證。既然事實如此，我們又怎好以疑而斷，肯定是班固把“趙眜”錯抄成“趙胡”呢？
因此，我們以為，南越國第二代王的名字還是叫“趙胡”，而不是“趙眜”。史漢所記應無誤，我們尚不敢貿然為趙胡立案更名。
的確，“趙眜”印和“文帝”印同出，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重視並認真去解釋研究的問題。我們以為，這個問題可以從下麵的途徑去探索：
第一，“趙胡”“趙眜”不是同一個人的名字。因為若是同一個人的名字，就隻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是史漢誤寫了，要麼是“趙眜”是趙胡的別名。前一種解釋我們已論證了其不可能，後一種解釋說實在我們也無法證明它成立。因為，人有別名，早見於先秦史籍。齊少薑有寵於晉侯，晉侯愛稱她為少齊（《左傳》昭二年）。這是一例。但是，趙胡的別號“趙眜”，卻全無曆史記載。而且，不但南越國其他四代南越王均無用別名的習慣，就是同時期的漢朝皇帝、同姓諸侯王亦無此習慣。可見，“趙眜”不可能是趙胡的別名。“趙眜”“趙胡”不是同一個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幾枚印璽來看，南越文王趙胡，亦非“趙眜”。在封建禮製統治森嚴的年代裏，印紐飾和印的質料的區別，本身就是這種等級統治的一種表征，是有嚴格的規定的。與龍紐金印“文帝行璽”一同出土的兩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龜紐金印，另一枚是覆鬥紐玉印。這兩枚“泰子”印的紐飾和質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說明它們不是一個“泰子”的用物，而是兩個“泰子”的信物。同時，“趙眜”覆鬥紐玉印，其紐飾和質料與那枚覆鬥紐“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泰子”印雖然是龜紐而不是龍紐，但它與“文帝行璽”同為金印。所以，我們認為。金質“泰子”龜紐印，應是“文帝”趙胡的太子印，玉質“泰子”覆鬥紐印，應是“趙眜”的太子印。趙胡、“趙眜”是兩個太子。
第二，既然趙胡、趙眜是兩個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漢誤記，那麼，“趙眜”是誰呢？我們的猜測，一個可能是趙胡的父親，另一個可能是趙胡的兄長。
當然，“趙眜”者也有可能是趙胡的長兄。趙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書時就說過：“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前漢書·西南夷兩粵傳》）孫已是“抱”了，其“得”孫之年當在此年前幾年。而趙佗孫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後相隔近五十年。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大概佗之子都死了，隻能立嫡孫“趙眜”為太子，後“趙眜”又早逝，佗於是更立庶孫胡為太子。胡死，攜其曾為太子之長兄“趙眜”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緬懷毋忘之意，亦非子虛烏有之事。
總而言之，“趙眜”何許人，至今尚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此，我們也隻是想到達據史事而做出合理猜測、假設的階段。但是，“趙眜”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這一點我們是不懷疑的。
繼餘天熾之後，暨南大學學者朱紀敦又提出了既不同於初步報告，也不同意餘天熾觀點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兩種觀點的同時，宣稱：趙胡和趙眜原本是一個人的兩個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國是漢初的地方割據政權。秦漢之交，南海尉趙佗乘“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史記·南越列傳》）之機，割據一方，稱王五世。國王名聲顯赫，為時人所熟知。司馬遷、班固治學嚴謹，怎麼會出現這種常識性錯誤，竟將國王名字寫錯？何況趙胡當政時，為報答漢廷替他興兵討閩越的恩德，曾派太子到漢廷當人質。太子怎會將其父王之名誤傳呢？再說，太子嬰齊在漢廷時，娶邯鄲摎氏女為次妻。嬰齊歸國後，摎氏還繼續與漢廷的安國少季私通，並在南越王國內結成一個與南越地方割據勢力相對抗的親漢集團。當時漢廷與南越王國之間，來往頻繁，統一與割據的政治鬥爭，錯綜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漢廷連南越國國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確實令人難以置信，再次，“胡”與“眜”二字從形、音、義上說，相距甚遠，筆誤的可能性極小。但前者被載入史冊，後者卻見諸出土文物，似乎兩不相幹，頗費推敲。仔細分析當時情況，看來有兩種可能。
一、“趙胡”是原名，“眜”是後來的改名；
二、“趙胡”不是原名，是當時人給他的綽號，是諢名。
朱紀敦用了大量的事例來證明以上的兩種可能性，最後他總結性地說：趙胡即趙眜。“趙眜”既非筆誤，也非司馬遷所據失實，或班固傳抄失慎。
朱紀敦的一家之言發表後，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讚成，其中廣東文史館的學者於城撰文附會說：
從該墓出土的陪葬文物來看，可以肯定墓主人就是南越文王（帝）趙眜，但《史記》和《漢書》都一致說南越文王名叫趙胡。因此，引得許多學者紛紛探討，做出了很多深邃的解釋。據我看來，事情倒很簡單，趙眜既然有兩種不同身份：一是在國內至高無上的“帝”；一是向漢朝俯首稱臣的“王”。為什麼他不可以有兩個名字呢？“眜”是他的本名，這個名字是尊貴的，是要忌諱的，他不願在向漢朝上奏章時使用這個名字，更不願漢使向他宣讀皇帝詔書時喊這個名字，所以他在與漢朝的交往上便改用另一個名字趙胡。難怪司馬遷和班固都說他的名字叫趙胡呢。
幾乎就在朱紀敦和於城等人提出以上觀點的同時，海外學者高倬雲也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高倬雲眼中的趙眜，既不是曆史上記載的趙胡的父親、兄弟，也不是同一個人，而是趙胡的兒子趙嬰齊。他的理由是：
一、趙佗身侍秦漢兩朝，至漢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歲上下。《史記》稱趙佗在秦亡後，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及漢高祖定天下，亦體諒佗為南方安靜而勞苦，並沒有為難於他，至高後時，有司請業南關市鐵器，並派兵攻打南越，佗堅守大勝，兵不能逾嶺，自此以兵威邊，自尊號為南越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