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是就體裁模式進行反諷模仿的經典之作。它戲擬的對象是15至16世紀在西歐各國早已銷聲匿跡卻風靡西班牙的騎士小說。《堂吉訶德》的敘述語言和敘述筆調是以戲仿騎士小說的寫法和口吻構成的。堂吉訶德妄想通過恢複古代騎士道來鏟除人間不平的主觀幻想與處於封建主義衰亡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新舊交替時代的西班牙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是小說情節生發的基礎。與孔武有力、英勇絕倫的騎士形象相對比，塞萬提斯有意塑造了堂吉訶德這個年老體衰、癡迷於小說、沉醉於幻想、言行癡瘋、成天想入非非、無視現實境況的可笑的騎士形象。堂吉訶德在雲遊冒險中，四處碰壁，屢遭挫折，出盡洋相。作者借堂吉訶德的騎士形象和冒險經曆嘲諷了脫離現實、耽於幻想、矯揉造作的騎士小說，暴露了醜惡的社會現實的種種矛盾，諷刺批判了上層統治者的殘暴昏聵，對下層勞動人民水深火熱的艱難處境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餘華的《鮮血梅花》可以說是對武俠小說這一體裁模式的反諷模仿，它用對武俠複仇小說的顛覆性重寫，反諷性地戲謔了以情節的精巧變幻引人入勝的武俠小說。《鮮血梅花》可謂“證偽”小說，它采用懸念性極強的情節引導讀者進入一種迷途，巧妙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武俠小說進行了全新的觀照，也使得小說在整體結構上具有濃鬱的反諷意味。餘華借助反諷開拓了小說的表現視閾，豐富了小說的美學意義。《鮮血梅花》寫的是身無寸功的一代奇俠的後代阮海闊遵從母命，身負父親遺留的梅花寶劍，在茫茫人海中漫無目的地尋找著弑父仇敵，曆時數年，其間雖屢有機會遭遇仇人，卻又一再地錯失良機，一無所獲。就在阮海闊心灰意冷，以為複仇定然無望之際，卻意外獲悉仇敵已命歸黃泉。至此，父仇不報自結，那柄梅花寶劍上的99朵梅花已是鏽跡遍布。主人公報殺父之仇的義舉變成了毫無勇毅、終無所成的漫遊，梅花寶劍未能血刃仇敵，鐫刻於劍身的朵朵梅花卻為斑斑鏽跡所染。這是對人們熟知的險象環生、情節跌宕、扣人心弦的以複仇為主題的武俠小說的戲謔性解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戲擬這種反諷模仿建基於文本的“互文性”特點，是一種互文反諷。互文性，一言以蔽之，即“一文本與其他文本的相互關係”，這是最早提出“互文性”這一概念的法國學者朱麗婭·克裏斯特娃所下的定義。寬泛地看，從文學的承繼性而言，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無意、或彰顯或隱蔽地對前己的文學作品進行著仿效或否定。一部作品總會與其他文本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文學的傳統和文學史也由此發展脈絡貫穿而成。而最廣義的互文性，不僅指文學領域內的一文本與其他文本的相互關係，還包括文學文本與其他學科領域內的文本的相互作用關係。我們這裏談論的戲擬，僅僅指涉一小說文本對前己的一個或多個文本的戲謔性模擬。正因為戲擬性文本與母本之間具有互文關係，故而要求讀者相應地掌握與母本相關的知識，否則，將會由於缺失反諷意識，而不能讀解出反諷意蘊，也就不能真正讀懂戲擬性文本的真實意旨。戲擬性文本以貌似讀者熟知的麵目出現，讀者以為駛入了自己熟悉的思維常軌，作者卻又時常出乎其外，通過與慣常思維方式和傳統模式相左的深層話語產生了種種反諷意味，從而打破讀者的成規性審美感受方式，使他們的閱讀期待心理屢屢受挫、一再落空，有利於激活讀者日趨麻木、委鈍的哲學思考和審美感受能力，重新審視人們習以為常的傳統模式和深信不疑的思想觀念，正視人生的本真狀態，重估一切價值。但是，戲擬的創作方法如果用得浮濫，勢必也將形成一種套路和模式，最終令讀者失去興趣乃至生厭，它本身也極可能頗具反諷性地成為他人戲擬嘲諷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