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產生悲哀或歡喜的原因，並非直接為了現存的快樂和痛苦，而是由於我們是在開拓我們預期的新未來。痛苦或歡喜，因為借自未來，所以並非永恒的東西。
根據以上假設，可知大部分苦惱和幸福也與認識力相同，是主觀的、由先天所決定的。我們還可另舉事實證明之：財富並未見能增加人的快樂，窮人露出愉快神色的機會至少並不比富人少。由此可知，人類的快活和憂鬱，絕非由財產或地位等外在事物而決定。
進而言之，我們也不能斷言：某人遭遇偌大不幸，會鬧自殺吧！或者，這點芝麻小事，大概不致造成自殺吧。話說回來，一個人快活和憂鬱的程度，並不是任何時刻都相同的。這種變化，也不取決於外界事象，而應歸於內在之狀態，即身體狀態的變化。這種變化，縱使一時出現，也可提高我們快樂歡喜的氣氛，但通常不是由任何外在原因所產生。
我們往往隻看到自己的痛苦是緣於某種外在關係，因而感到意誌消沉，以致認為如能消除它，必可獲得最大滿足，其實這是妄想。我們的痛苦和幸福的分量，是整體的，任何時候都由主觀決定，憂鬱的外在動機和它的關係，正如遍布全身的毒瘤膿瘡與身體的關係一般，它已在我們的本質中紮根。驅逐不去的痛苦，一旦缺乏某種苦惱的外在原因，就會分散成數百個小點，以數百個細碎煩瑣或憂慮的姿態呈現；但當時我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因為我們的痛苦容量，已經被“集分散的煩惱於一點”的主要災禍所填滿。
如此，一件重大焦急的憂慮剛從胸中移去，另一個苦惱立刻接替了它的位置，全部痛苦的原料早已準備在那兒，之所以尚未進入意識之中成為憂慮，是因為那兒還沒有餘地一齊容納它們，使它們暫時處於假寐的狀態，停留在意識界限的末端。然而，現在場所已敞開，準備停當的材料就乘虛而入，占據了支配一天的憂愁王座。雖然實質上它比先前消失的憂慮要輕得多，但它卻可以膨脹成如剛才的一般大，恰好占滿那王座，成為那一天的主要憂慮。
過度的歡喜和激烈的痛苦經常會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兩者互為條件，都以極活潑的精神為前提。正如以上所述，此二者非由真實的現存物產生，而是來自對未來的預想；又因痛苦是生命所固有的，其強烈程度依主觀性質而定，某種突然的變化並不能改變它的程度。因此，發生一種激烈情緒是以錯覺或妄想為基礎的，而精神的過度緊張則可由認識力加以避免。但“妄想”一般人並無法察覺，它悄悄地、源源不絕地製造使人苦惱的新願望或新憂慮，使人冀求獲得永久的滿足，旋即又一個接一個枯萎幹涸。
妄想產生的歡喜愈大，一旦消失，所得痛苦也愈深。就這一點來論，妄想猶如高崖絕壁，除非避開這裏，否則隻有艱苦地墜落；妄想消失而帶來突如其來的過度痛苦，正如在峭壁上失足陡然墜落下去一樣。因此，一個人如果能戰勝自己，經常能夠很清楚地看透事物的整體，以及與它相關聯的一切，這樣，就不會在實際事物中賦予欲望和希望的色彩，如此就可回避痛苦或妄想。斯多亞學派的道德觀，從這種妄想和結果掙脫出來，代之以堅實的平靜，為其主要目的。賀拉斯的名著《頌歌》對這一點有深刻入微的觀察。他說：
遇難境當保持沉著，
在順境中，
宜留心抑製過度的歡喜。
然而，苦惱並非從外界注入，它就像流不盡的苦汁，而它的泉源正在我們心底，但一般人都視而不見。不獨如此，我們還不時找些借口，到外界尋找痛苦的原因，使痛苦永遠與你形影不離。那正如一個原本自由自在的人，卻無端去塑造一個偶像，當作主人一樣侍奉。
總之，我們孜孜不倦地追求一個接一個的願望，即使獲得滿足，也不會就此滿意，大抵在不久後又發現那是一種錯誤而受辱的感覺。我們正如希臘神話中達那瑟斯國王的女兒一般，尚不自覺自己身在永遠汲不滿的汲水罰役中，還經常渴求新的願望。
我們所希求的東西在未得手之時，
總以為比什麼都好，
到手之後，又不免大失所望，
我們是為需求生命而喘息掙紮，
永遠成為希望的俘虜。
這種現象將繼續到什麼時候？或者需要多少性格的更替變幻，才能走到既無法滿足又無法看破的願望盡頭？
至此，我們該可發現我們所搜尋的是什麼，使我們苦惱的又是什麼了。現在，我們既已認識到苦惱是生存的本質，人類無法獲得真正的滿足，這樣，盡管我們和自己的命運尚不能取得調和，但我們卻可與生命求得妥協。如此開展的結果，也許將使某些人帶著幾分憂鬱氣質，經常懷著一個巨大痛苦，但對其他小苦惱、小欣喜則可生出蔑視之心。這種人比那些不斷追求新幻影的普通人要高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