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0�T悲劇的事件不論采取任何形式來表現，為了使我們的心情高揚，都會賦予特殊的跳躍。悲劇中所以帶有這種性質，是因為它產生“世界和人生並不真能使我們滿足，也沒有讓我們沉迷的價值”的認識。悲劇的精神在於此，也正因為如此，才引導我們走向“絕望”。
我也承認，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中，絕少直接以動作表現或以口頭說出這種絕望的意念。《俄狄浦斯在科隆納斯》[6]一劇中的主角，雖能看得開而欣然就死，但仍然借著對祖國的複仇之念來作為慰藉。《伊菲格涅亞在陶裏斯》[7]最初本是盡量逃避“死”，但為了希臘全土的幸福而欣然受死。希臘偉大的劇作家埃斯庫羅斯[8]在《阿伽門農》一劇中，加桑多拉雖然也是從容而死，她還說“我的人生已經足夠了”，但仍有複仇的念頭來安慰她。
索福克勒斯《崔克斯的女人》中，赫拉克勒斯雖是為時勢所屈而慷慨赴義，但也不是瀕臨絕望。歐裏庇得斯的《希波呂托斯》也一樣，為了安慰他而出現的女神阿耳忒彌斯對他保證說，死後一定替他蓋祠廟和保證身後的名譽。但絕不是指示他超脫人的生存，所以也像所有的神靈遺棄瀕死的人一樣，這位女神終於也棄他而去。
基督教中說天使出現在臨死的人跟前，婆羅門教、佛教中也有相同的說法，並且，佛教的諸神佛實際還是從死人中所“輸入”。所以，希波利塔和希臘所有的悲劇主角一樣，雖然對這難以逃避的命運和神靈不可違拗的意誌看得很開，但並沒有表現放棄“生活的意誌”。
斯多亞學派的恬淡和基督教的看破紅塵，根本上就大異其趣，主要的區別是：前者泰然接受和低著頭忍耐那些難以逃避的災禍，基督教則是斷絕、放棄意欲。古代悲劇的主角屬於斯多亞派，在命運不可避免的打擊下，老老實實地臣服；基督教的悲劇則反之，它們是放棄全體的“生存意誌”，意識到世界的無價值和空幻，而樂意放棄世界。
但我總覺得近代的悲劇比古代悲劇境界又勝一籌。莎翁比索福克勒斯不知高明了多少，歐裏庇得斯和歌德更不能相提並論，他們的同名劇本《伊菲格涅亞在陶裏斯》相形之下，前者就顯得既粗野又卑俗。他的那一篇《酒神女信徒》一劇，偏袒異教僧侶，讀來令人厭惡、憤怒。
大多數的古代戲曲，沒有完全的悲劇傾向，例如歐裏庇得斯的《阿爾刻斯提斯》或《伊菲格涅亞在陶裏斯》等都是這樣。有一些作品的寫作動機，更令人生厭作嘔，例如《安提戈涅》或《費洛克提提斯》（同為索福克勒斯之作）就是如此。
再者，古代的悲劇幾乎都是在“偶然”和“迷誤”的支配下而引起事件，然後又由於偶然和迷誤逃脫大難，從來不會陷入山窮水盡的絕境。這些都是古代作家火候不夠，尚未能到達悲劇的高峰，不，應該說他們對人生的見解還不夠透徹和深入所致。
所以，古代的悲劇主角，幾乎沒有人描寫他們的絕望心境，就是擺脫生存意誌的心理意向。悲劇的特殊傾向和效果，就是在喚醒觀眾的這種心境，即使在極短暫之間，也能誘導這種思想。舞台上的種種悲歡離合和各種悲慘際遇，給觀眾所提示的是人生的悲慘和無價值，即人生所有的努力等於零。
所以，縱是感情冷漠的人，他的心境也會暫時脫離人生，意欲也一定會轉移他處，而覺悟到世界和人生並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在他的心靈深處一定會自覺地產生“否定意欲”的生存。如果這一點都達不到的話，所謂擺脫人生所有目的和財寶的淡泊寧靜，或者精神脫離人生和社會誘惑的情操，以及心境的高尚趨向等等的悲劇效果，可望能獲得嗎？並且，人生悲慘方麵的描寫，清晰地來到我們眼前時的那種明快的作用和崇高的享樂，能望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