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斯三訪周恩來(2 / 3)

戴維斯欣然從命,並於7月5日去醫院第一次拜訪周恩來。

史迪威的“國務卿”戴維斯受命一訪、二訪抱病住院的周恩來……此後史迪威又經周密調查,認定蔣介石的對美的“訛詐”行為,致電美國陸軍部,要求和蔣介石攤牌,卻遭到羅斯福的反對。勞克林·柯裏作為特使被派飛往重慶……

周恩來受命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後,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終於在6月下旬病倒住院,遂又把辦公室移到特務包圍中的醫院,繼續為黨、為人民、為苦難的祖國工作。

周恩來生病的消息不脛而走,不僅山城的各界人士為之關切,而且遠在延安的黨中央也曾為之開會討論。會後,毛澤東致電時在重慶的董必武:“恩來須靜養,不痊愈不應出院,痊愈出院後亦須節勞休息,望你加以注意。”

周恩來自打西渡歐洲勤工儉學歸來,出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迄始,和蔣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們二人沒有什麼不解的私怨,有的隻是永遠難以彌合的政治歧見。蔣介石一生―乃至於他的公子蔣經國先生也從不攻擊周恩來的人格和品德。這說明他們二人之間是知之很深的。另外,周恩來作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但能從山城重慶這個小舞台善觀全球的政治風雨,而且他還能從全球政治風雨中看出蔣介石心路曆程的真正軌跡。對此,美國學者塔思曼先生根據美國檔案擬定了如下這段記評:

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人員(戴維斯)為此拜訪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為,根本不存在單獨娥和的危險,對蔣介石來說“抗日已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買賣,因為這樣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來還說,國民黨官員以善於運用外交手腕,撥弄美國的神經而感到自豪,他們在上海與日本人保持聯係,“目的就在於對華盛頓進行恫嚇”。

上述記評,即為戴維斯一訪周恩來的主要談話內容。

但是,周恩來決不會和戴維斯隻談這方麵的政情,必然還要縱論天下大事―尤其是令美國人棘手的國共關係。有意思的是,自視公允的親台學者梁敬鍬先生卻對上述記評視而不錄。他在記錄7月5日戴維斯一訪周恩來的談話內容時,僅摘錄了如下這段話:

訪周恩來、宋慶齡,周言:國共關係惡劣,政府以四十四萬一千人之兵力圍困中共,對日不肯積極作戰,保持實力,以備另用。

我們從這段內容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來講話的用意:提請美國政府注意,租借給蔣介石的軍火物資並不用在抗日上;相反,蔣介石從近處著想,調集四十四萬一千人之兵力圍困中共;蔣介石從長遠著想:保持實力,以備另用。把話說白了,也就是等抗戰勝利之後,集中全力和中國共產黨爭天下。結論是:

“美國政府給蔣介石的軍火物資越多,未來的中國人民就越飽受內戰之苦。”

戴維斯或許是認為7月5日訪間周恩來談得不夠盡興,也或許認為有些疑點需要進一步探究,遂於7月10日又親赴醫院二訪周恩來。

但是,就在7月10日這一天,周恩來的父親周憊臣在重慶逝世。周“悲痛之極,抱恨終天”,曾在“出院的當天守靈至拂曉”。

由此推論,戴維斯二訪周恩來是否含有致悼之意?尚未發現這方麵的文字記載。

周恩來重病在身,加之生父仙逝,真可謂是多災多難J可是他為了黨和人民最大的利益,依然帶病節哀會見戴維斯。

周恩來除去回答戴維斯的有關提問外,還縱論了亞洲戰場的態勢以及未來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應當讓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決策者知道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真實情況,因為唯有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才是較為公正與全麵的。所以他向戴維斯做了全麵的介紹。對此,美國檔案中存有如下簡記:

訪周恩來,周謂中共(第十八集團軍)現有兵力五十至六十萬人,有槍一百萬杆,在華北、山東及揚子江流域以北,皆自置邊區,如日本攻蘇,中共將請求攻日,並向美英蘇請予軍械。蔣曾告白崇禧:中國政策在保存實力,中國要求先打日本,將使德國戰勝蘇聯,然此正是重慶當權派之希望。

戴維斯如實地向史迪威將軍做了彙報,並向史貢獻了自己對蔣的意見。

史迪威將軍在做了周密的調查後,認定蔣介石如此而為是一種“訛詐”行為。他籲請自己的老友高斯大使電告美國政府之後,遂又我行我素地籌劃收複緬甸的戰略計劃。

這必然加劇蔣史之間業已存在的矛盾。更使史迪威將軍深感憤慨的是“委員長即不複召見”,弄得雙方下不了台。為此,史迪威將軍致電美國陸軍部,要求和蔣介石攤牌。

羅斯福總統決不讚同史迪威因此而和蔣介石攤牌,進而逼蔣就範的簡單做法。這不僅會幹擾亞洲戰場順利發展,而且也有悖於他對戰後中國作為一大強國立於世界的戰略期望。為此,他決定派遣勞克林·柯裏飛往重慶,調解中美之間因租借物資法案出現的矛盾。

這又引出了戴維斯三訪周恩來。

周恩來坐鎮重慶,十分關注蔣介石與史迪威這一對矛盾的發展。戴維斯三訪周恩來時,周坦陳中國共產黨人對抗戰、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在柯裏婉拒周恩來希望會麵的要求後,周恩來請戴維斯函告柯裏,請美方派代表前往共產黨區域采訪一切。

勞克林·柯裏是一位個子矮小,但有自負可以彌補身高不足的美國人。他和羅斯福總統私交不錯,對中國事務非常熱心。為此,1940年春天,他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飛抵重慶,與蔣介石舉行過多次會談。自那以後,他一直在華盛頓主管美國援華租借物資。有意思的是,他不讚成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以中國采取行動為條件。他曾公開對馬歇爾將軍說過這樣一句話:

“考慮到中國必須依靠我們才能不斷等到援助,所以不必擔心將來會發生他們不合作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