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勞克林·柯裏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特使來華是十分看重的。他根據傳統的縱橫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國經驗認為：勞克林·柯裏是羅斯福總統的欽差大臣，他即使無權在華處理有關事宜。但他在華所獲得的方方麵麵的情報，也必然成為羅斯福總統對華決策的依據，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齡破格歡迎勞克林·柯裏的到來。
蔣介石是一位十分會抓主要矛盾的大謀略家，十分清楚勞克林·柯裏來華的使命是多方麵的。但他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中美之間的租借物資的分配權限。而時下能得以解決該項權限的核心則又是史迪威將軍的去留。因而蔣介石在會談開始之前，通過不同的渠道，調動作用各異的所謂“射手”，以史迪威將軍為靶子，相繼射出了密集的明槍和暗箭，妄圖采用先下手為強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將軍於死地。
周恩來坐鎮重慶，時刻關注著蔣介石和史迪威這一對矛盾的發展。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戰區抗擊日寇侵略的大局，而且還直接影響到國共兩黨軍事實力的增長。所以，他對以調解蔣史矛盾為己任的勞克林·柯裏使華，也必然會給予特別的重視。
周恩來十分熟悉蔣介石的治國之策，也清楚蔣介石和史迪威這對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資用幹時下的抗戰，還是成為將來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的物質基礎。就這個意義上講，他是支持史迪威將軍的做法的。另外，周恩來對勞克林·柯裏也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對他公然反對美國有條件地援華租借法案更為擔心，如果這位總統特使站在蔣介石一邊，說服美國政府改變這一政策，這必將嚴重損害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給戰後打敗國民黨，取得全國的勝利帶來極大的困難。因而，周恩來有責任遏製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的改變。
周恩來作為一位縱觀國際政治風雲的戰略家，非常清楚美國支持蘇聯反法西斯的政策是權宜之計。因為美國從根本上講是反對建立共產主義製度的。也正因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不支持中共的。自然，美國的援華物資也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份。如何改變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呢？周恩來的基本方針是：廣交朋友，加強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為此，他和約翰·戴維斯等一批思想敏銳的美國在華人員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同時，他也清楚，要真正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還必須設法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人。
基於上述理由，周恩來於7月31日約見戴維斯，進行第三次會晤。周恩來向戴維斯坦言：“中國（蔣介石統治集團）抗戰目的隻在保存實力，供爭取國內優勢之用，除用交換壓迫方法，租借物資將被囤存，反攻緬甸必須以美國人為統帥。”最後，他又誠懇地表示：
“我希望會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柯裏先生，當麵向柯裏先生轉述共產黨人對抗戰、對中美關係的意見。”
約翰·戴維斯或許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蔣氏政權了，也或許是被周恩來的政治品質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讚成周恩來的上述分析，而且也非常同意勞克林·柯裏能聽一聽中共方麵的意見。他也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影響羅斯福總統的對華外交策略的改變。因此，他作為史迪威將軍的“內閣國務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請求，並要史迪威將軍當麵轉告總統特使勞克林·柯裏。
史迪威非常欣賞周恩來的宏論，尤其喜歡聽“反攻緬甸必須以美國人為統帥”這句話。另外，他還認為如能促使周恩來和勞克林·柯裏會晤，也是對蔣介石的一種製約，自然也是對他的直接支持。因此，他策略地問道：
“柯裏先生，你此行有沒有會見中共要人的任務？”
柯裏淡然一笑，搖了搖頭。
“那周恩來先生一定會感到十分遺憾了！”史迪威將軍操著十分惋惜的口吻說道，“我認為閣下此次中國之行不會見周恩來先生，也是一種遺憾。”
但是，這位隻想討羅斯福總統喜歡的勞克林·柯裏，不願冒和蔣介石鬧翻的風險，婉言拒絕了會見周恩來。同時，還嚴肅地告誡史迪威將軍：
“不要介入國共兩黨的紛爭中去！”
周恩來獲悉柯裏婉拒會見的消息，深表遺憾。他為了繼續對柯裏做工作，於8月6日請戴維斯函告柯裏：
希望美政府加緊控製租借物資，勿被當權派儲做他用，美國宜以爭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亞情報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區采訪一切（非原文，摘自台譯美國有關資料）。
在戴維斯的不懈努力下，以包瑞德上校為團長的“迪克西使團”終於前往延安……抗戰勝利不久，戴維斯以“通共”的罪名被解職，並受到極不公正的審判，直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才得以“平反”。
約翰·戴維斯非常讚同周恩來的主張：“派遣代表前往共區采訪一切，”並一直為此奮鬥不息。他在1944年1月15日給史迪威將軍寫了如下這封著名的信件：
我們需要趁著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政觀察員代表團到共產黨中國去搜集敵人的情報，協助並準備從那個地區開展一些有限的行動……通過通常的外交和軍事渠道是不可能獲得蔣介石的允許的。應當由總統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蔣介石一開始就加以拒絕，總統可以運用我們足夠的討價還價力量製服他。
約翰·戴維斯建議把這封信的副本寄給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霍普金斯等人。不久，羅斯福總統正式通知蔣介石：美國不久將派一個使團去華北。在戴維斯和史迪威將軍不懈的努力之下，以包瑞德上校為團長的“迪克西使團”於7月下旬離開重慶，向延安進發，從而實現了周恩來的這一願望。
抗戰勝利不久，麥卡揚主義很快籠罩了美國，戴維斯和他的戰友們相繼以“通共”的罪名被解職，並受到極不公正的審判。“直到1972年尼克鬆來中國打開中美關係以後，他才被平反”。待到他獲準來華的時候，周恩來已重病在身，據時任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回憶說：
“在1972年以後我也見到過他，不過這時，他已經相當老了，遠非當年青年時代的樣子。”
但是，約翰·戴維斯和周恩來的友誼以及在中國做的好事，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