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很喜歡毛澤東的書法的。他辦公室的牆上就掛著一幅主席《西江月·井岡山》的親筆。我從父親的這番談話中，再一次領略到他對主席書法的評價並非因人而異。
再回到《甲申三百年祭》。當時郭老對即將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主要是毛澤東等領導人提出希望：要像李自成打天下的時候那樣重用李岩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了謹防獨斷專行，遇有重大的決策，應當由一個有知識的智慧的班子集體討論，共同裁奪，要“能納人”，並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議製”。
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來，他逐漸對一些做法產生懷疑。尤其當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學識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繼成為批判對象，而像林彪、“四人幫”這些政治小醜卻扶搖直上，他內心的哀苦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他曾經公開地講過，也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過：“我很後悔當初沒有把李岩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郭老想寫這幕曆史劇的目的和當年寫《屈原》、《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樣的，即希望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從中感悟到什麼。這也是他遺憾的主要原因。
郭老堅信共產主義學說。但如何用共產主義學說指導建設新中國，他和其他的共產黨人一樣並不完全清楚。其實直到現在，什麼是社會主義，不也在探索之中嗎？記得世英就很尖銳地問道：三麵紅旗之下，竟有成百萬人餓死，難道這是社會主義嗎？當時父親隻能以沉默作答。作為史學家的郭老，他深知判斷一個社會製度是否先進，說到底要看支撐整個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而判斷經濟基礎生命力的標誌在於是否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天地。用這些馬克思主義的ABC來分析當時的中國社會，父親的確難以正麵回答世英所提出的尖銳間題。
的確，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深化，很多問題和矛盾暴露出來。不少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同誌的缺點，也因地位的改變而發展了。“文革”期間，他曾對我不止一次地感慨過：“很可惜，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賢，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是呀，每句話都是“最高指示”，哪裏有郭老讚賞的“民主式的合議製”的影子？
郭老對中國部分共產黨人的思想傾向早有清醒的分析。‘他認為在中國，不少共產黨員具有濃厚的農民意識，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領導人也如是。每當談論到這些問題，我都不禁聯想到《東方紅》和《國際歌》主題的對立。其實，這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必然麵對的一個根本矛盾的反映。
朝柱：“文革”中郭老也是一位受害者，你能談談這方麵的往事嗎？
漢英：了解我們這個家受“四人幫”迫害的一些內情的朋友並不很多。我有兩個弟弟民英和世英，先後受迫害死於“文革”初期，這對已經年逾古稀的父親和體弱多病的母親來說，是何等的痛苦啊！世英受迫害致死，有著強烈的政治背景。周總理曾經親自安慰父母親說：迫害世英，不僅針對你們，也是針對我的。
江青企圖利用在國際上有聲望的戲劇家郭沫若的影響，幾次要郭老擔任樣板戲的顧問。父親一直很不讚成大樹八個樣板戲的做法。他在庭院中散步的時候，經常不無幽默地說：
“現在不是百花齊放，而是八花齊放。何況是不是花還要看。”郭老十分清楚江青的用意。他斷然拒絕了江青的這番“好意”。對此，江青恨之人骨。
江青不肯作罷。後來趕上珍寶島事件，江青借口保護郭老的安全，請郭老搬進釣魚台居住。理由冠冕堂皇：一是說國賓館防空設施好；再是她可以隨時聽取郭老對樣板戲的意見，並且把這兩條理由通報給了有關的中央領導。
父親完全清楚江青的用心，他以年老耳背為由再次婉拒遷住釣魚台國賓館。自然，充任樣板戲顧間的事也就無從談起了。江青無計可施，不得不給自己圓場。不久，“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鬧劇開始了。社會上傳出“郭老從柳退”、“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最高指示”。江青四處講話，組織寫作班子，批判《十批判書》，把暗箭射向周總理。“四人幫”迫害父親的經過，母親在悼念父親的文章裏做過敘述：
“還在1973年，江青就竄到北京大學，秘密組織班子，妄圖公開批判郭老。1974年春，江青一夥又幾次三番在大庭廣眾之中，當著周總理的麵侮辱郭老，胡說郭老‘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江青、張春橋甚至跑到家裏來，當麵逼迫他寫文章，承認他在抗戰期間為揭露蔣介石反共賣國獨裁統治，冒著生命危險寫下的劇作和論著，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是反對毛主席的；要他寫文章，‘罵秦始皇的那個宰相。’
“江青一夥的狂妄無知、居心巨測，使郭老反感、憤怒到了極點。他當即駁斥張春橋：‘我當時是針對蔣介石的。’張春橋頓時無言以對。郭老蔑視這夥無恥之徒，他冷靜地對我講：‘曆史自有公論’……”
當時我在家裏，我親眼看到了由於對國家，對人民，對黨的前途深切的憂慮和無情的壓力，使郭老的身體衰弱了。就在江青到家裏來糾纏了整整三個小時的當天晚上，他的體溫驟然升高，肺炎發作，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險的地步。
好了，我的學識和能力都很有限，隻希望今天所談的能對大家進一步的探討有益。
時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這個時代。
朝柱：作為敬重郭老的人，我也有同感。我覺得不必把郭老的個人的功過看得那樣重要。而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這方麵：一位借用《鳳凰涅堅》，寫出舊中國一定從死亡得到重生的詩人，一位運用辯證唯物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學者，一位借愛國詩人屈原之口唱出《雷電頌》的戲劇大師，一位剖析了明末農民起義失敗原因的思想家，為什麼在晚年沒有繼續發揮他昔日的銳氣。
我希望繼續探討這個大家關心的問題。
漢英：不過，這需要旺盛的自由討論的風氣。否則，正如郭老所說：“便看不到學術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