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死後，十七歲的劉禪登基稱帝，他是蜀漢的第二個皇帝，也是最後一個皇帝。劉禪沒有父親艱苦卓絕的奮鬥經曆，也看不出聰明過人的樣子，他雖是皇帝，但蜀國之政事，無論巨細，都由諸葛亮決斷。因此，這一時期我們或可稱之為“諸葛亮時代”。這時的諸葛亮身兼丞相與益州牧，被封為武鄉侯，權傾蜀國。
位高權重，意味著責任也重。蜀漢政權的根基，較之魏、吳原本就顯得脆弱，加上夷陵之敗、劉備之死等一係列事件，政權更是搖搖欲墜，後來諸葛亮回顧時說：“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繼漢嘉郡黃元叛亂後，南方大規模叛亂接踵而至。
南方叛亂的範圍很大，包括現在的雲南、貴州以及四川的部分土地。首先是益州郡酋豪雍闓（kǎi）起兵，他殺死蜀漢任命的太守正昂，投降吳國交趾太守士燮。士燮原是嶺南的土霸主，擁有七郡之地，曾被曹操封為“綏南中郎將”，後歸附孫權，被授“左將軍”之銜。蜀漢政府又任命張裔為新的益州郡太守，張裔剛剛上任，屁股還沒坐熱，就成為階下之囚，被雍闓捆綁著送往吳都。孫權十分開心，遂以雍闓為永昌太守，讓他率部奪取永昌郡。
麵對叛軍的囂張氣焰，蜀軍隻有招架之功，毫無反擊之力。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等人采取堅壁清野的戰略，封鎖邊界，嬰城固守。雍闓雖掛了個永昌太守的職，但未能攻下永昌，不過此人能量不小，他指使同鄉孟獲煽動各地蠻夷造反。大家知道，滇、黔一帶自古以來少數民族眾多，漢代時稱之為西南夷。從兩漢曆史來看，西南夷對漢政權時而歸附，時而背叛，反複無常。特別在漢帝國動蕩之時，西南夷總是聞風而動，成為一大隱患。劉備死後，西南夷更加輕視蜀漢政權，在孟獲的鼓動下，紛紛扯起叛亂的旗幟。
除此之外，牂（zāng）牁郡太守朱褒、越巂郡夷王高定等人也見風使舵，起兵響應雍闓。
新興的蜀政權風雨飄搖，對諸葛亮來說，這是考驗他治國能力的時刻。
是出兵平亂還是休養生息？
諸葛亮審時度勢，確立了休養生息的戰略。在封建時代，統治者的才能往往左右國家的興衰，劉備去世之所以引發大規模叛變，正是因為大家懷疑繼任者的能力。蜀漢帝國要恢複元氣、治療戰爭創傷，這些都需要時間，也需要比較安定的內部與外部環境。諸葛亮深知，在此危急時刻，切不可輕啟戰端，否則稍有不慎，將危及國之根本。
蜀國的軍事力量在夷陵之役遭到重創，武力的恢複不是一兩天能做到的。一個國家的軍事與國力是分不開的，治軍的前提是治國。要收拾這麼個爛攤子確實不容易，外有魏、吳兩大強敵窺視，內有南方叛亂的蔓延，諸葛亮要從哪裏下手呢？
諸葛亮采取了三管齊下的方針，這三管分別是政治、經濟、外交。
政治就是內政治理。
在劉備生前，諸葛亮行事比較小心謹慎，盡管他從嚴治政，但對於驕橫跋扈的將領以及地方豪強還是有所顧忌的。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大權在握，可以雷厲風行地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對此，陳壽有過一段評論：“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製，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治政的一些特點。他極力糾正劉備時代政事寬疏之弊，實施賞罰分明的政策，有犯法者“雖親必罰”，是比較嚴厲的。但陳壽也指出，諸葛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為什麼沒有人抱怨呢？第一，他雖重視法製，卻和商鞅不是一路，商鞅隻求效用，不講道德，而諸葛亮本質上奉行的仍是儒家思想；第二，他用法雖嚴，卻能體現公平的原則，無論親疏一視同仁；第三，他一心為公，沒有私心。所以百姓們對他既畏且愛。陳壽把諸葛亮比作管仲、蕭何之類的人物，依我之見，比作管仲是對的，比作蕭何則勉強些。蕭何雖是西漢開國名臣，但他的權力從來沒有管仲、諸葛亮那麼大，並不能隨心所欲地推行自己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