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章良，國際上首批成功將大豆儲藏蛋白的基因轉入茄科植物中的科學家之一。也正因這一成就，他榮獲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有著“青年諾貝爾獎”之稱的“賈烏德·侯賽因青年科學家獎”。
1．脫穎而出，考入大學
陳章良
1961年2月，陳章良出生於福建省福清縣一個貧窮的家庭裏。他曾說：“我小時候常常和弟弟去海裏撈點魚兒賣掉補貼家用。到了９歲的時候，村裏人都說我，太大了，還不讀書，太不像話。這才開始讀一年級。”
“我是那所中學裏邊第一個考上大學的。1978年7月，我們100多人坐著大卡車，到很遠的地方去參加高考。”
“由於窮，家裏不可能給我一分錢，我就靠學校每月發給的19元助學金和假期打工賺錢度日。學校的飯菜不夠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我大學時的主要食物。”
雖然上學比較晚，但他學習非常用功。1977年，即將高中畢業的陳章良已經做好回家務農的準備，也就在這一年，國家恢複了高考製度。對於窮苦的陳章良來說，雖然參加考試並不方便，但這意味著有了一個新的選擇。於是，陳章良選擇了高考這條路。
高考結束後，陳章良就返回家中務農。在那個時候，作為壯勞力的他一天可以得到10個工分。當累積到100多個工分時，有消息傳來說：陳章良被華南熱帶作物學院栽培係錄取了。提起這件事，他說：“我是那所中學裏邊第一個考上大學的。1978年7月，我們100多人坐著大卡車，到很遠的地方去參加高考。當時，我們席地睡在考場裏，天一亮，把席子一卷，擺上桌子就開始考試。”直到現在，陳章良對於當時被卡車搖搖晃晃地拉到縣城去參加高考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那時，他將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全部寄托在了那次考試上。
靠著國家提供的全額助學金，陳章良終於踏進了大學校門。然而，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正值身體發育期的他飯量比較大，總是沒到月底，供應的飯票就全部吃光了。提起那段苦不堪言的生活，陳章良說：“由於窮，家裏不可能給我一分錢，我就靠學校每月發給的19元助學金和假期打工賺錢度日。學校的飯菜不夠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我大學時的主要食物。”
大學期間，陳章良一邊讀書，還要一邊勞動，寒暑假也要下海摸魚捉蝦賣錢，掙來的錢用來交學費和買燈油，晚上就在煤油燈下苦讀。剛進入大學時，身邊其他同學都會講英語，而陳章良卻連英文的26個字母都認不全。其他同學學外語都有錄音機，他連個小小的收音機都買不起。
“我記得很多個晚上就在圖書館裏睡覺，因為美國圖書館條件非常好，那裏有沙發，在圖書館睡覺比在自己租的地方睡覺還好，所以就泡在那兒，然後第二天醒來了趕快去實驗室。”
偶然的一天，陳章良從一本英國的《自然》雜誌上讀到了幾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瑪麗·查爾頓所寫的有關植物基因工程技術的文章，看後，他非常高興，便馬上給瑪麗·查爾頓教授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達出了自己對於這個領域的強烈興趣和獻身這個領域的決心，並提出了想要到教授的實驗室去攻讀博士學位。
很快，瑪麗·查爾頓教授就給陳章良回了一封信，並且還派了一名華裔教授到他所在的學校對他進行麵試。直到現在，陳章良都覺得自己很幸運地抓住了一個好機會。當時，那位華裔教授與陳章良結識後，發現陳章良在如此艱苦的學習條件下竟然還能獲得豐富的知識，便覺得特別驚訝，尤其是陳章良積極向上、努力追求科學的精神和敏捷的思維，更讓教授欣賞不已。於是，華裔教授回去後，立即向華盛頓大學鄭重推薦了陳章良，並建議錄取這位年輕的中國人。
1983年，陳章良大學畢業已經兩年，他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物和醫學部的研究生，成為了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派往美國的留學生之一。
在美國的那段日子也非常苦，但陳章良總是告誡自己要咬緊牙關，一定不能給自己的國家丟臉。在學校，其他同學經常都會在一起聚餐，每到這時，陳章良就會隨便找個理由拒絕，然後躲到實驗室或圖書館裏。回想起這段時光，他曾說：“我記得很多個晚上就在圖書館裏睡覺，因為美國圖書館條件非常好，那裏有沙發，在圖書館睡覺比在自己租的地方睡覺還好，所以就泡在那兒，然後第二天醒來了趕快去實驗室。”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陳章良卻用了三年半的時間就攻讀完了博士學位所有的課程。
對於陳章良來說，貧窮是最好的大學。因為貧窮，他更加懂事；因為貧窮，他懂得追求；因為貧窮，他更加努力。可以說，是貧窮造就了他。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習他這種麵對貧窮努力奮鬥的精神。
2．中國人的誌氣
陳章良
“我隻有甩開膀子，拚命奔跑，比別人動更多的腦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這場競賽中最先跑到終點，奪得金牌。”
“我現在每天隻睡5個小時的習慣，就是在那個時候養成的。”
被華盛頓大學錄取後，陳章良就興奮地前往美國進行深造。到美國不久，陳章良了解到當時國際上生物學最新的領域是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學家畢齊所從事的重組DNA技術。而畢齊教授又是陳章良仰慕已久的科學家。因此，陳章良就想盡辦法，讓自己能夠跟隨畢齊教授學習。終於，他如願以償地師從於畢齊教授，成為了畢齊教授的得意弟子。
當時，陳章良經過導師的指導，選定了一個研究課題，最後卻發現美國加利福尼亞與洛杉磯的幾所大學也都在緊張地進行著，並且連研究方法、路線甚至是手段都大致相同。也就是說，陳章良和其他幾所大學的研究者實際上就是在同一條跑道上賽跑。對此，陳章良清楚地知道：“我隻有甩開膀子，拚命奔跑，比別人動更多的腦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這場競賽中最先跑到終點，奪得金牌。”於是，在此後的幾年，陳章良每天都隻睡5個小時，幾乎每天要在實驗室裏工作12個小時以上，有時也會長達十五、六個小時，有時幹脆就是在實驗室裏躺上一會兒，再繼續工作。他說：“我現在每天隻睡5個小時的習慣，就是在那個時候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