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誰領跑著中國生物工程產業時代(2 / 3)

1985年,陳章良讀大三,通過自己的努力,他終於率先“衝刺”,取得了兩項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術,將大豆儲藏蛋白的基因轉移到了煙草和矮牽牛上;二是在第一項成果的基礎上,成功總結出了這個基因的轉化植株及其後代的遺傳規律,並作出了證明,提出了其表達的分子模式。

陳章良卓越的科研成就,很快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1986年和1987年,他連續兩年都應邀出席了代表當代世界生物學界最高水平的兩屆國際權威性會議——美國高等學術會議。為了表彰陳章良的巨大成就,華盛頓大學提前一年半為他頒發了博士學位證書。

在與其他研究者的比賽中,陳章良將中國人的誌氣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始終都堅持不懈地努力著,正是這種堅持,才讓他取得了後來的成就。

3.有著一顆滾燙的中國心

“我們那個年代的留學生都有一個念頭:讀完學位以後回國服務。我覺得,在美國的那段生活、那段工作、那段研究,給了我許多有益的經驗,包括管理方麵的。如今,好多管理方法,多多少少都受到在美工作期間所學到的那種管理方法的影響。我回來時沒有和校方談條件,隻是想為生我養我的祖國做些事情。”

“雖然周圍的人都看得起我們,因為我的工作做得不比他們差,但人家一說起中國,就覺得是土人,或者說‘沒有民主、不自由、人都怎麼怎麼了……’心裏麵老是很難受。我想大部分留學生都有同感,即使很不喜歡自己國家的人,你到國外去以後,人家說你的國家不好,心裏麵也是很難受的。”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陳章良雖然身處他鄉異國,但卻深知大洋另一邊的祖國對自己的深切期望。

1987年,陳章良獲得了華盛頓大學生物及生物醫學博士學位,當時,美國有幾家公司和科研機構要高薪聘請他,但他依然還是選擇放棄國外優裕的生活,決定要回到深深眷戀的祖國,一心要用自己所懂的知識為祖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說:“我們那個年代的留學生都有一個念頭:讀完學位以後回國服務。我覺得,在美國的那段生活、那段工作、那段研究,給了我許多有益的經驗,包括管理方麵的。如今,好多管理方法,多多少少都受到在美工作期間所學到的那種管理方法的影響。我回來時沒有和校方談條件,隻是想為生我養我的祖國做些事情。”

不過,陳章良願意回國服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尊心的驅使,那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在顫動。他說:“雖然周圍的人都看得起我們,因為我的工作做得不比他們差,但人家一說起中國,就覺得是土人,或者說‘沒有民主、不自由、人都怎麼怎麼了……’心裏麵老是很難受。我想大部分留學生都有同感。即使很不喜歡自己國家的人,你到國外去以後,人家說你的國家不好,心裏麵也是很難受的。”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心情,使他覺得即便是在國外成了美國公民,但也還會有一種嚴重的漂泊感,因此,他選擇了回國。

回國後,陳章良很快就當上了北京大學的副教授,成為北大的一個新聞人物,當時,他年僅26歲。隨後,國家撥款讓陳章良組建了實驗室,於是,他就加入了國家863高科技計劃生物技術專家委員會,在這裏,他主持了這個計劃中的多個研究項目,他還與同事們一起在北大建成了蛋白質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自實驗室籌建以來,陳章良等一席人就以邊建設邊開展研究的方式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麵,尤其是在作物抗病基因方麵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為填補我國的高科技空白做出了巨大貢獻。陳章良說:“人和動物不一樣,因為是人,所以有社會性。你應當在社會中有所貢獻,這輩子才不至於對不起自己和社會。

1991年11月,陳章良以卓越的植物基因工程技術和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在眾多青年科學家參加的競選中脫穎而出,榮獲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頒發的有著“青年諾貝爾獎”之稱的“賈烏德·侯賽因青年科學家獎”,成為了該獎自1987年以來最年輕的個人獲獎的青年學者。

為了為自己的祖國做更多的事情,畢業後的陳章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回國。雖然遠在他鄉異國,但始終不變的依然是那一顆中國心,這讓每個中國人都十分敬佩。

4.引領中國生物工程向產業化發展

陳章良

“中國的生物工程在理論研究上可與國際水平抗衡,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些新技術已接近國際水平,但由於產業開發沒跟上,數十年後的今天,不得不大量引進別人的東西。中國新崛起的生物技術目前在國際上是中等偏上,在亞洲則處於數一數二的領先位置,但中國的生物工程水平卻不及日本的幾十分之一。技術如果沒有開發,躺在實驗室裏就永遠是技術”。

一直以來,陳章良從事的都是生物技術及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上。他利用現代生物技術,成功研究出了抗蟲、抗病的轉基因植物,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如今,陳章良在植物蛋白質工程和基因農業等課題研究上已經是碩果累累,而最令別人羨慕的卻是兼具科學家和成功企業老板的雙重身份。由於一直都致力於開創中國的生物工程企業,因而陳章良特別喜歡別人稱他為“老板”。站在生物科學前沿的他,更加懂得了技術產業化對中國的意義。

陳章良曾感慨地說:“中國的生物工程在理論研究上可與國際水平抗衡,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些新技術已接近國際水平,但由於產業開發沒跟上,數十年後的今天,不得不大量引進別人的東西。中國新崛起的生物技術目前在國際上是中等偏上,在亞洲則處於數一數二的領先位置,但中國的生物工程水平卻不及日本的幾十分之一。技術如果沒有開發,躺在實驗室裏就永遠是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