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無用”的否定，不僅限於“言”，而且包括“行”。《韓非子·問辯》說：“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嚐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功用”
是“言行”的唯一目標。辨別是非，決定取舍的基本標準，也是“功”和“用”。《韓非子·六反》認為執政者應當遵循這一原則否定“虛舊之學”和“矜誣之行”：“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功”“用”和“法”有內在聯係。《韓非子·五蠧》：“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排斥“文學”
的主張，《韓非子·忠孝》表述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所以應當取締禁絕，在於其“無用”“無法”。
韓非鄙棄的“虛舊之學”“矜誣之行”，應當是指形成傳統的有充分自信的文化理念。他所責難的具體指向究竟是什麼呢？《韓非子·八說》有這樣一段表現出激烈批判精神的話：“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攻擊的鋒芒直指“孔、墨”“曾、史”，即非法家學說和東方傳統道德。“孔、墨不耕耨”，不能有益於“國”之“得”；“曾、史不戰攻”，不能有益於“國”之“利”。這樣的意見，正符合秦國執政集團“好利”的行政傾向。對“無用之辯”和“遠功之行”予以容忍和肯定，則無從追求“國之富強”。這種主張，正是朱熹嚴厲批評的“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理解所謂“好利”，可以讀《史記》卷四四《魏世家》所見信陵君對秦的批評。他同時有“不識禮義德行”，“非有所施厚積德也”等言辭，指出了秦文化和東方崇尚“禮義德行”傳統的差異。
《韓非子·五蠧》說，“明主”用臣下之力行政，應當遵循“賞其功，必禁無用”的原則。《韓非子·顯學》又主張：“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所謂“舉實事，去無用”，體現出後世稱之為“實用”的文化特色。
孔鮒的感歎：“吾為無用之學”，“秦非吾友”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記載，秦始皇東巡至泰山下，就“封禪”事谘詢齊魯儒生博士，因所議“難施用”，於是“由此絀儒生”。
看來，可否“施用”，是秦始皇文化判斷和政策選擇的重要標尺。
曾經以博士身份服務於陳涉的孔子八世孫孔鮒說：“吾為無用之學”，“秦非吾友。”（《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始皇帝三十四年”）也強調了文化態度的這種區別。《孔叢子》卷中有這樣的記載：“秦始皇東並。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對於秦政鄙薄和敵視儒家“文學”的政策，有的儒生依然堅守文化立場“為不用之學”，有的儒生則“能見時變今”。承北京大學曆史係孫聞博博士提示，據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孔叢子》有的版本記錄孔鮒說到“有用之學”。葉氏藏本、蔡宗堯本、漢承弼校跋本、章鈺校跋本並有“吾不為有用之學，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語（中華書局，2011 年，第410 頁，第414 頁）。明人董斯張《廣博物誌》卷二八《藝苑三·圖籍》引《孔叢子》所載子魚語則作“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資治通鑒》所取用的，應當就是這一記錄。孔鮒言辭所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反映秦對所謂“無用之學”兼而有之的輕蔑與無知。
秦文化高度務實的傾向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積極作用得以突出顯現。但是另一方麵，推崇“實用”之學至於極端，自然不利於理論思考、文化建設和教育進步。《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說，“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繼戰亂導致的文化破壞之後，而“秦政不改”，司馬遷以“豈不繆乎”予以批評。他說，“漢興，承敝易變”，方使得文化的進程轉而健康正常。這樣的曆史觀察，是符合秦漢轉折的真實境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