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唐代，初唐時厘定的京官定員隻有640人。到了玄宗開元末期，京官人數達到2620人，外官人數則達到16 185人。
宋朝草創之初，內外官員不過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間（1004—1007年），已達10 000多人；而皇祐年間（1049—1053年），更增加到20 000多人。南宋隻有半壁江山，但是慶元年間（1195—1200年）內外官員竟達40 000餘人。這是指官員，至於吏的數量更是驚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190 000餘人。
明代也是這樣。明初洪武年間（1368—1398年），天下文職官吏數目不過5480員，武職官數在國初也不過為28 000員。世宗嘉靖朝時，劉體乾上疏指出：“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37]至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年），文官24 683員，武官100 000員。
那麼由此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官僚係統為什麼會不斷擴張？
第一個原因，官僚體係的存在雖然是為皇權服務的，但是一旦出現，它本身就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自我保護、自我繁殖的特點。按照“公共選擇學派”理論來看，官僚機構本身是一個壟斷組織，它壟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缺少競爭機製；同時，公共物品的估價存在著困難，政府管理活動的輸入、輸出都是不可觀察的。基於這些特點，官僚機構總是傾向於盡一切可能實現權力尋租，傾向於機構不斷擴張，表現在官員數量上隻能增不能減，既得利益隻能增加不能減少，行政效率不斷降低。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搞了多次減員增效改革，然而總的趨勢卻是愈裁愈多，大多數減員改革都失敗了。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詔禦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詬詈，亂投瓦礫”。[38]也就是說，當時皇帝命禦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500多個吏員集體跑到宰相府去鬧事，然後又跑到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這一事件發生後，朝廷雖“詔捕後行二人，杖脊配沙門島”[39]，但“沙汰”之舉也被迫“因罷”。再比如清代“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大規模裁撤冗員，成為保守派官員強烈反擊的起點，不幾日，變法即遭失敗。
第二個原因，官僚係統的不斷擴張，也是皇權專製製度不斷強化的結果。官僚係統是君主專製的工具，官權是皇權的延伸，君主專製不斷完善，注定官僚係統也不斷延伸膨脹。
秦漢以後，中央集權不斷發展強化。每一次集權強化，就意味著國家權力不斷延伸，造成官僚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
君主專製製度強化表現出兩個方向：
一是皇權不斷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強化“裏甲製度”。古代社會發展的一個特點是民間組織、民間自治不斷被打壓，所有事務都要由官僚體係來把持，所以國家權力不斷向基層擴張。
二是隨著君主專製的發展，官員權力被不斷分割，以期官員相互製衡，弱化他們對皇權的挑戰。由此造成一官多職，官僚隊伍進一步擴張。比如宋代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不斷增設機構、分化事權，“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40]。漢代初期的地方行政製度隻有郡、縣兩級，唐代地方行政也隻有州府和縣兩級，而到了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麵又加了一級政權叫“路”，設置了四個行政長官，即“帥”（安撫使）、“漕”（轉運使）、“憲”（按察使）、“倉”（常平使），分別掌管軍事、財政、司法、救濟等要務，且四個長官互不隸屬。州縣過去隻承奉一個頂頭上司，而現在得應付四個頂頭上司和其相對應的衙門。
曆代裁減官吏數量的努力之所以失敗，也與官權是皇權的代表這一因素有關。皇帝裁撤官吏數量，就意味著要簡政放權，放鬆對社會的控製，這是皇帝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官僚權力受到約束之後，皇權也會相應萎縮。皇帝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製社會，不得不依賴官僚集團，也就無法從根本上過度觸動他們的利益。
臃腫龐大的官僚機構，最終導致“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時，它還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使“陋規”這一腐敗產物長期無法鏟除。革除“陋規”涉及根本性、大規模的財政改革，要把各種辦公經費全部列入政府預算，政府也相應地提高稅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為代表，都迷戀“輕賦薄稅”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作為自己的政績，不肯下功夫對財政稅收體係進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設計。隻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進行了“養廉銀”改革。其實清代的絕大多數“陋規”，都可以用正式的稅收來取代，讓這些收費曬在陽光下，一方麵可以解決政府實際支出困難，另一方麵也可以減少對百姓的壓榨。但統治者拒絕做出必要的調整，其結果隻能是富了官吏，窮了百姓，禍害了地方，也敗壞了王朝的統治秩序。
[1]轉引自單演義：《莊子天下篇薈釋》，西北大學出版社，2009，第221頁。
[2]薛居正等：《舊五代史（一）》卷一八，《梁書》一八，列傳第八，《敬翔傳》，中華書局，2000，第168頁。
[3]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97，第119頁。
[4]顧炎武：《亭林詩文集·詩律蒙告》，《亭林文集·郡縣論一》，劉永翔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7頁。
[5]鄧牧：《伯牙琴（附補遺）》，《君道》，中華書局，1985，第3頁。
[6]劉澤華、汪茂和、王蘭仲：《專製權力與中國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39頁。
[7]張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誌第四三，《輿服三》，中華書局，2000，第1101頁。
[8]張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誌第四三，《輿服三》，中華書局，2000，第1102頁。
[9]張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誌第四三，《輿服三》，中華書局，2000，第1102頁。
[10]司馬光：《資治通鑒（附考異）》（第一冊），卷一六《漢紀八》，鄔國義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69頁。
[11]李昉等：《太平禦覽》卷八二八《資產部》，轉引自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人民出版社，1983，第146頁。
[12]司馬光：《資治通鑒（附考異）》（第二冊），卷一〇一《晉紀二三》，鄔國義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095頁。
[13]王子今：《權力的黑光——中國封建政治迷信批判》，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7頁。
[14]劉寶楠：《論語正義（上）》卷八，高流水校點，中華書局，2007，第262頁。
[15]張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七九，列傳第六七，《鄒智傳》，中華書局，2000，第3165頁。
[16]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六《監司官非刺史》，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445頁。
[17]《巡撫鄂奇、布政使阿米達、覺羅伍實貪汙案判決書諭》（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轉引自牛創平、牛冀青編著：《清代一二品官員經濟犯罪案件實錄》，中國法製出版社，2000，第36頁。
[18]張廷玉等：《明史（四）》卷一六二，列傳第五〇，《陳諤傳》，中華書局，2000，第2924頁。
[19]張廷玉等：《明史（四）》卷二一〇，列傳第九八，《鄒應龍傳》，中華書局，2000，第3709頁。
[20]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二七〇，列傳第五七，《郭琇傳》，中華書局，1998，第2576頁。
[21]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傳第一一四，《丘橓傳》，中華書局，2000，第3960頁。
[22]章開沅主編：《清通鑒：順治朝·康熙朝》（1），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嶽麓書社，2000，第356頁。
[23]《康熙起居注》（第四冊），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徐尚定標點，東方出版社，2014，第68頁。
[24]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5）》卷五四，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045頁。
[25]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5）》，卷五七，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第2106頁。
[26]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卷二五《六科》，王劍英校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第395頁。
[27]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卷二五《六科》，王劍英校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第395—396頁。
[28]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五，列傳第一〇三，《陳吾德傳》，中華書局，2000，第3790頁。
[29]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五，列傳第一〇三，《汪文輝傳》，第3792頁。
[30]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三〇，列傳第一一八，《汪若霖傳》，第4023頁。
[31]張廷玉等：《明史（二）》卷七三，誌第四九，《職官二》，中華書局，2000，第1180頁。
[32]管誌道：《直陳緊切重大機務疏》，轉引自王曉天：《中國監察製度簡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76頁。
[33]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五七，列傳第一四五，《梁廷棟傳》，中華書局，2000，第4432頁。
[34]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三《明史·明初吏治》，曹光甫校點，鳳凰出版社，2008，第509頁。
[35]葉德輝：《覺迷要錄》，錄四，第21頁。
[36]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四，列傳第一〇二，《劉體乾傳》，中華書局，2000，第3775頁。
[37]張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四，列傳第一〇二，《劉體乾傳》，中華書局，2000，第3775頁。
[38]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沙汰三司吏》，鄧廣銘、張希清校點，中華書局，1989，第198頁。
[39]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沙汰三司吏》，鄧廣銘、張希清校點，中華書局，1989，第198頁。
[40]畢沅：《續資治通鑒》（第二冊），卷八一，宋紀八一，嶽麓書社，1992，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