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最痛恨貪官的皇帝
在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階段，反腐的“鐵血”遠超其他曆史時期。
那就是朱元璋時代。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實施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草木子》說，明太祖規定，地方官貪汙受賄六十兩以上，就要在土地廟前剝下皮來，裏麵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邊上，以提醒下任官員不要貪汙。（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1]這豈止是觸目驚心，準確地說，是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估計，朱元璋在反腐過程中殺掉的官吏在十萬到十五萬名之間，數量不可謂不多。
那麼，朱元璋反腐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呢？與中國曆史其他時期比較，朱元璋時代是貪腐現象較少的時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標準，他的反腐還遠遠沒有達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員隊伍的治理整頓成效並不顯著：“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2]我們看朱元璋從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1388—1398年）所頒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讓朱元璋不滿的官場現象仍然比比皆是：“縣州府行省官吏在職役者，往往倒持仁義，增詞陷良”[3]“淩虐良善，貪圖賄賂”[4]“奸頑小人，恃其富豪，欺壓良善，強捉平民為奴仆，雖嚐累加懲戒，奸頑終化不省”[5]“無藉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賊。若不律外處治，難以禁止”[6]。
拋開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標準不提，客觀地說，朱元璋的鐵血反腐短時期內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從長期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卻是失敗的。
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出身最貧苦的皇帝。他出生於元末一個佃農之家，出生之時，家裏窮得連一塊裹身體的布都沒有。十六歲時家鄉遭遇的一場災荒，奪去了他家裏大部分成員的生命，讓他成為一個孤兒。在經曆了短暫的僧人生活後，他流浪江湖，乞討多年。這種特殊的出身對他的政治理念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官僚體係就是一叢吸血的龐大根須，每一滴膏血都最終來自社會最底層。因此，從社會底層向上望去，視野中所見的景象自然是一張張貪婪的麵孔，是“無官不貪”“無官不可殺”。中國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不如說是農民階級對官僚階層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裏懸著的“霸主鞭”，而是各級官吏們催糧催款、敲詐勒索時的凶殘嘴臉。中國老百姓說得簡單而明白——“官逼民反”。在農民起義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那就是每一次起義中受衝擊最嚴重的都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地主階級。據宋洪邁《容齋隨筆》說，唐末黃巢起義“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而元末陳友諒起義軍，每攻克一地，得官員皆活煮之。
起身壟畝的朱元璋對元代官吏的貪殘有著深切的體會，並深為痛恨。因為統治技術的粗疏，元代官場貪腐極為嚴重，處處離不開錢。按照《草木子》的記載，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逢年過節要給“追節錢”，過生日要給“生日錢”，管個事要給“常例錢”，往來迎送要給“人情錢”，發個傳票、拘票要給“齎發錢”，打官司要給“公事錢”，甚至無事也白要錢，叫“撒花錢”。上級官員到下級地方來檢查公務，竟公開帶著管錢的庫子，檢鈔秤銀，爭多論少，簡直是在做買賣。底層百姓平時見不到官員，偶爾地方官下鄉，卻都是來搜刮的。所以，朱元璋一見到衙門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齒。
底層社會的成長經曆，使朱元璋終生對官僚階層保持著不信任的態度。他一方麵對官僚體係有著根深蒂固的反感與懷疑，另一方麵又不得不依靠這個體係，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給官員們的待遇上時，便尤為明顯。
可以說，在中國曆朝曆代的皇帝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小氣的。他製定的俸祿水平比元代還要低，對普通官員以施行“薄俸”為主，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
從唐朝開始，官員俸祿中最穩定的一項收入都是職田。所謂“職田”，就是國家分配給在任官員的官田，以田地的產出作為俸祿的一部分。因為這部分收入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所以可以保證官員最起碼的生活水準。但是朱元璋卻毅然廢除了實行數百年的職田製度，這是因為他要把天下官田留著賞賜給自己的子孫。
裁掉職田一項，明代官員俸祿中隻剩下“俸米”，也就是糧食這一項，其標準照前代也大大降低。明代正一品年俸是1044石；正二品732石；正三品420石；正四品288石；正五品192石；正六品120石；正七品90石；正八品78石；正九品66石。
與漢代相比，西漢時丞相歲食萬石，俸錢月六萬。如果不考慮漢代與明代度量衡變化，僅從字麵上看，至明時正一品官歲俸千石，僅及漢製萬石的十分之一左右。當然實際情況比這要複雜得多，但是漢代官員俸祿遠高於明代則殆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