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大誥》裏麵還夾雜著大量陳腐的教條。比如《禦製大誥續編·申明五常第一》裏說：
今再《誥》一出，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鄰裏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淩尊，朋友失信，鄉裏高年並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具在律條。慎之哉，而民從之。
朱元璋村主任式的思維方式實在過於混亂，他的大腦裏，道德和法律從來分不清楚。請問，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會導致大量深文周納出來的冤假錯案？
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他大手一揮，慷慨地賦予了草根階層監督、評議各級官僚的權力，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禦製大誥·民陳有司賢否第三十六》中就這樣號召百姓們：
自布政司至於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縣官吏，有能清廉直幹，撫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許境內耆宿老人，遍處鄉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連名赴京狀奏，使朕知賢。
因為對監察官員們不信任，在《禦製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中，他說如果好官被誣陷，百姓們有權直接向皇帝申辯：
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裏，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中鄉村耆宿赴京麵奏，以憑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在《禦製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
若靠有司辯民曲直，十九年來，未見其人。今後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將禮房該吏拿來；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若舉保人材，擾害於民，將吏房該吏拿來；若勾捕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裏眾證明白，助被害之家，將兵房該吏拿來；告造作科斂，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將工房該吏拿來。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著某種“民粹主義”味道，在對官僚階級表現出極度痛恨的同時，他一直對自己從中生長出來的社會底層人民充滿親近感。他對他們的麵孔從來都是溫和的、親切的。鄉村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那種淳樸、真誠的關係一直記憶在他的心中。他相信，在鄉村中生活的人，良心還沒有被貪婪和物欲所汙染。
因為對官僚體係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鄉村生活經驗。他收回了官員們的部分權力，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鄉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於治理吏治的敗壞。
[1]《禦製大誥續編·婚娶第八十六》。
[2]《禦製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
[3]《禦製大誥三編·臣民倚法為奸第一》。
[4]《禦製大誥三編·臣民倚法為奸第一》。
[5]《禦製大誥·胡元製治第三》。
[6]《禦製大誥續編·頒行續誥第八十七》。
[7]《禦製大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