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這份“常例”清單中的“出外直日裏長供應並店錢人情紗緞。起送農民罰紙二刀，納銀五錢”，因為無法知道基數，所以無法計算結果。綜算其餘小項，大約可得白銀2665~2723兩。這樣合計起來，一個知縣即使不貪汙、不受賄，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3000兩，如果按1兩值200元人民幣，折合人民幣現值60萬元。國家俸祿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這筆收入還是一位奉公守法的知縣的“合法”收入，尚未考慮其他人情往來。通常知縣剛上任之際，會有一筆“迎接銀”，知縣離任之時會有一筆“送別銀”。這兩筆收入每筆也大約2000兩。
當然，這些收入縣令不能全裝入自己的口袋。準確地說，這些額外收入應該算“小金庫”，每年的“招待費”“公關費”，以及送給上級的“禮金”都要從這裏出，海瑞就說：“今人謂朝覲年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輦金帛以奉京官。”[9]明代規定外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考核結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級官員向上主動獻納“常例錢”就漸漸成了官場慣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員都公然賄賂請托。地方官場也要送禮。海瑞說：“舊例，就三年裏甲中科派一裏一兩，三八共二百四十兩。中取七十二兩饋本府，十二兩饋府首領，六兩饋府吏府上。”[10]就是說地方官員在京察之年必須“盛輦金帛以奉京官”，而知縣在參謁知府時又必須送錢。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設小金庫，製定土政策，是開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來兩百年，這些“常例”已經成了公開的政策，全國一千多個縣，以及建立在縣製之上的整個官僚係統都是在這些“常例”的支持下運轉的。沒有這些收入，官員們就沒法維持日常生活，沒法編織自己的社會關係網，沒法養活手下的人。可以說，這些“常例”一日不可無。
[1]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上），卷五《丘長孺》，錢伯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8頁。
[2]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上），卷五《楊安福》，錢伯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3頁。
[3]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上），《沈廣乘》，第242頁。
[4]趙南星：《申明憲職疏》，轉引自丁守和主編：《中國曆代治國策選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674頁。
[5]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送陳二尹序》，轉引自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故宮出版社，2014，第255頁。
[6]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卷二二《邑令輕重》，楊萬裏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85頁。
[7]海瑞：《海瑞集》（下冊），卷五《議論·嚴師教戒》，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703—704頁。
[8]海瑞：《海瑞集》（上冊），卷二《條例·興革條例》，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278—279頁。
[9]海瑞：《海瑞集》（上冊），卷二《條例·興革條例》，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頁。
[10]海瑞：《海瑞集》（上冊），卷二《條例·興革條例》，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