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安縣的縣丞主簿要求調離，衙役門子也都回家不幹了。海瑞不為所動。你走你的，你不幹自有別人幹。縣丞主簿走了，他把業務接過來自己做；衙役不幹了，他從貧困地區再招。別人做得很清閑的縣令，他做得東奔西跑，灰頭土臉，一年都沒有幾天休息的時候。
上司生日、紅白喜事，正是下級們“表示”的最佳時機，別人都是成百上千兩銀子拿去送，他隻寫一封賀信；上級來檢查工作或者路過，他招待住宿都按國初太祖時定下的標準。漸漸地，淳安成了官員們的危途，不到萬不得已，誰也不願出差到那裏。
“海筆架”的樁樁件件，逐漸成了浙江省官場上日不可少的新聞，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連浙江總督胡宗憲都成了熱衷的傳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級官員會議開會之前，胡宗憲神神秘秘地告訴大家：“聽說‘海筆架’給他母親做壽，居然上街買了二斤肉！連淳安縣的肉販子都這麼說，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做上海縣令的生意！”[7]
全會場哄堂大笑。
海瑞就這樣成了全省官場上的“海怪物”。
一方麵是官俸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麵卻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製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通過加收攤派來獲取行政費用，以支撐政府運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個正常現象。問題是加收多少、攤派多寬，並沒有明文規定，完全是暗箱操作。並且，對於政府機構的財政收支，從來沒有建立過有效的會計審計製度。官員們往自己口袋裏放錢，就像吃飯夾菜一樣容易。
在這種製度下，官員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明代的著名清官軒輗“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8]；秦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這種窘狀，清官傳上比比皆是。另一種就是遵照官場慣例，通過土政策來維持開支，支撐關係網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欲望往往就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製度性腐敗，曆代以來，應對的辦法隻有兩個，一個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化，通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化人、轉化人。
可這兩種辦法都運用不當，效果不佳。曆代以來，以明太祖朱元璋懲貪最為堅定，對官員要求最為嚴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係列懲貪祖製的明王朝，腐敗得無以複加，最終因腐敗而亡國。
幾千年來，曆代王朝總是被腐敗擊倒。雖然有無數的明君賢相、大儒哲人，可從來沒有人嚐試過用其他辦法來治理腐敗。縱使付出了慘重代價，人們依然執迷不悟。
在這樣一個封閉完足的文化體係包圍下，一切答案都有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喪失了用自然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隻能在惡性循環中越陷越深。
[1]海瑞：《海瑞集》（上冊），卷二《條例·興革條例》，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279—280頁。
[2]海瑞：《海瑞集》（上冊），卷二《條例·興革條例》，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280頁。
[3]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六五，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子。
[4]海瑞：《海瑞集》（下冊），卷五《議論·客位告辭》，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705頁。
[5]海瑞：《海瑞集》（下冊），卷六《論·鄉原亂德》，第732頁。
[6]海瑞：《海瑞集》（上冊），卷二《條例·興革條例》，李錦全、陳憲猷校點，海南出版社，2003，第277—278頁。
[7]賈葆蘅：《嘉靖王朝》（下冊），華夏出版社，2009，第502頁。
[8]張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五八，列傳第四六，《軒輗傳》，中華書局，2000，第28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