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更多的官員感激這個製度。比如前內務府總管西寧，因為替皇帝做生意時“辦理不善，以致商人拖欠甚多”[2]，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頭。還是和珅幫忙，從中說合，對皇帝曉以人頭賣不了錢的道理，議定西寧交八萬兩罰款了事。這八萬兩定得很準確，正好把西寧家刮得精光。西寧不得不出賣家中不動產來交納此項銀兩，事後還要因為保住了腦袋而給和珅寄信表示感謝：“更戴天高地厚深恩於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寧不勝惶悚激切之至，謹呈。”[3]
在和珅的操作下，議罪銀製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裏注入了大量現金。僅從現存的《密記檔》統計，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議罪銀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撫認議罪銀為37人次，即全國平均不到三個督撫中就有一個人認議罪罰銀。此外，布政使、鹽政、織造與關差等認議罪罰銀的有26人次。罰議罪銀少則萬兩，通常3萬兩上下，見於記載的最多一次高達384 000兩，下麵是《密記檔》中的幾筆記載：全德奏交蘇州織造任內應賠罰料銀並關稅短少銀共28 772兩；三寶奏交自行議罪銀共110 000兩；巴延三奏交自行議罪銀80 000兩；征瑞奏交國棟名下入官銀50 000兩；西寧奏交自行議罪銀80 000兩；李質穎奏交自行議罪銀140 000兩，又關稅短少銀30 000餘兩，共銀170 000餘兩；和珅代奏原任巡撫楊魁之子楊超錚等議交銀50 000兩；文綬名下共奏交自行議罪銀80 000兩；征瑞奏交範清濟自行議交銀80 000兩……[4]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製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罰，用示薄懲”（《清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這看起來似乎於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事實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從議罪銀製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錢的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隻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使貪汙侵占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汙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裏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罰錢了事。正如尹壯圖所說：“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請永停此例。”[5]
就像對於非法經營的商戶一罰了之，隻能促使他們擴大非法經營業務來彌補被罰的損失一樣，這一製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地搜刮。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而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貪汙受賄”來獲取議罪銀所需銀兩。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他於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綬交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1]見賴惠敏：《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
[2]《密記檔》，見《文獻叢編》（第25輯）。
[3]《密記檔》，見《文獻叢編》（第25輯）。
[4]《密記檔》，見《文獻叢編》（第25輯）。
[5]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二二，列傳第一〇九，《尹壯圖傳》，中華書局，1998，第27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