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汙大案——甘肅冒賑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讚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因此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準了王亶望的建議。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隻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他一分錢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汙大量銀兩的同時，王亶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災民，災民如何流著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大清王朝好。這樣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讚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汙。
這樣嚴重的貪汙案件，在中國曆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製的許多致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製形同虛設。對於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麵鋪架木板，木板上麵撒上穀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其次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局部發展到全部，由非常態發展成為常態。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113人，可以說將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麵對這樣明目張膽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爭先恐後。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捐糧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再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亶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於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亶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準。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於敏中其人早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號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財產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裏。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於氏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至少兩億。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麼多的家產是從哪裏來的，直到“甘肅冒賑案”，皇帝才恍然大悟。腐敗到首席軍機大臣，也就是總理級別，這個國家水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政府運作立刻癱瘓。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罪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56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將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讚等56名貪官正法，免死發遣46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於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