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公”，乾隆按慣例把這個案子交給“九卿會議”，讓他們討論一個處理方案。大家討論後認為：“李侍堯身為總督，不思潔己奉公，於所屬內營私網利，任意貪婪，……查從前鄂善、恒文、良卿等俱因貪墨敗露，比照監候，從重正法。李侍堯曆任封疆，用為大學士，數十年來沐恩最重，乃敗檢喪心，婪贓至盈千累萬，較鄂善等受恩更優，婪贓更甚，自應速正典章，以彰國憲。相應請旨，將李侍堯即行正法，以為大臣負恩貪婪者戒。”[4]
是啊，乾隆六年（1741年），九門提督鄂善受賄一千兩，乾隆揮淚從寬賜令鄂善自盡；乾隆中期的雲貴總督恒文為了向乾隆進貢金手爐克扣下屬，也被“賜令自盡”；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貴州巡撫良卿被告發勒索下屬朝珠、玉瓶、馬匹等物，乾隆命不必押赴京師，即在省城貴陽當眾正法。鄂善受賄不過一千兩，恒文、良卿和李侍堯同是在雲貴督撫任上犯的事，但情節較之李侍堯都輕得多，這樣看李侍堯一案幾乎沒有回旋餘地了。
但是乾隆卻不想殺了李侍堯。乾隆心知肚明，李侍堯受賄索賄，有一個主要的動機是給他辦貢品。而且他又是這麼喜歡、這麼欣賞這個少見的“能臣”，他內心有一萬個饒他一命的理由。可惜，這些理由都說不出口。而且，九卿大學士已經把道理說得那麼充分了，這可怎麼辦呢？
乾隆想來想去，腦筋急轉彎，他另辟蹊徑，決定以“廣聽眾議”為由，將李侍堯一案發交封疆大吏，也就是天下各省督撫，讓他們各抒己見。乾隆知道，這些地方大吏和李侍堯地位背景相同，對李更抱著一分“同情之理解”。
乾隆的這道諭旨寫得婉轉周折，開頭是“李侍堯曆任封疆，在總督中最為出色，是以簡用為大學士，數十年來受朕倚任深恩”，先表明了皇帝對李的欣賞。接下來，乾隆批評李侍堯貪黷營私，婪索下屬，盈千累萬的罪款，語氣嚴厲，讓人感覺到皇上並無偏袒之心。最後讓各地督撫對李侍堯一案表態，“所有此案核擬原折，即著發交各督撫閱看，……各抒己見，定擬具題”。（《清高宗實錄》卷一一〇六）
安徽巡撫閔鶚元反複推敲諭旨語氣，明白了乾隆的意思。他回複說：“李侍堯曆任封疆，勤幹有為，久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議’條內‘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線，不予立決，出自聖恩。”（《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六）
看了閔鶚元的折子，乾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以這道折子為借口，“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朕亦不肯為己甚之事”（《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六），宣布暫緩處決李侍堯。半年之後，乾隆四十六年撒拉爾回人起事，乾隆即把李侍堯從刑部大牢裏放出來，“賞給三品頂戴，並賞戴花翎”（《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二八），令其赴甘肅總辦軍務。不久，又命李侍堯領“陝甘總督事”。李侍堯獲罪不過一年時間，又重獲總督一職。乾隆四十七年，李又因辦理甘肅貪汙大案得力，乾隆加其“太子太保”銜。後來他出征台灣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閣平台灣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以疾卒，諡“恭毅”，死後備極哀榮。
李侍堯一案，高宗憐才宥罪，執法不平，人所共見。這相當於明確告訴天下臣工，是否貪腐是第二位的，能否得到皇帝的寵信才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乾隆對和珅的任用又何嚐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難道對和珅那樣明目張膽的貪汙一無所知嗎？當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順手，而且和珅還是他的兒女親家，多撈些錢，也是給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對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然朝中不乏對和珅的舉報，他就是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