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誅和珅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著。麵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乾隆帝隻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剝削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珅。“是層層脧削，皆為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清仁宗實錄》卷三八）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刹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刹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珅抓起。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皇帝把握和處理複雜政治局麵的政治智慧。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後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這些古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糞土之不若”，卻又價值高昂，名義上是官員貢獻，實際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撲隨之，……民何以堪”。（《清仁宗實錄》卷三七）從今而後，誰再貢獻，不但不收，反而還要嚴懲。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彙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準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他命令各地方官，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無益民生，皇帝並不喜愛。
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了。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嘉慶所做的這些，不過是小小的鋪墊而已，實質性的舉動還在後麵。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專製社會，統治者了解情況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進言。乾隆皇帝晚年剛愎自用，拒諫飾非，真實情況不能上達，眼皮子底下的問題不能發現。嘉慶深知此弊，他決心在自己的任內充分發揮建言和進諫的作用。
剛誅了和珅，皇帝就下詔鼓勵官員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說：“求治之道，必期明目達聰，廣為谘取，庶民隱得以周知。”[1]在皇帝的鼓勵之下，大清王朝一時間出現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達，言路大開”[2]的局麵。雖然大多數奏折見解平庸，但也確有有識之士，向他指陳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係列嚴重問題，揭發了一批貪官，讓他對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麵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誅和珅的根本目標是遏製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珅掌權時的大部分高官被撤換。“1799年（嘉慶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