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係的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政以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他終於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仔細審視之下，嘉慶皇帝發現，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大清王朝軀體上的一個瘡口，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隻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製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而乾隆中後期，腐敗早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製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2]。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汙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麵擴散，所有的基層吏員都成為權力尋租者，小官巨腐現象明顯；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書吏，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布政使（主管一省財政的主官）以下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係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官長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汙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