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
除了腐敗，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曆史，他積累起來的一係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麵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前麵說過，清以前的曆史上，中國人口一直在一億以下徘徊。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億4000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已突破了3億的大關，遠遠超過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七年（1812年），人口達到了3億6000萬。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數以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解。
其次，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的。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隻能拚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雖然康熙規定不加賦，雍正規定“火耗”歸公，不得多收。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收“火耗”，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不過如此”[3]，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於激變”[4]。
[1]《承德府誌》卷首三，詔諭第十六，嘉慶九年七月。
[2]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譯室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第123頁。
[3]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
[4]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