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非常焦急。他堅持厲行懲貪，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自上而下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係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係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經多次哀歎，外省總督和巡撫們，一見他懲治腐敗，當時也未嚐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過則忘，這種痼習相沿成風，官員身陷法網而不知後悔，真是沒有辦法。而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嘉慶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係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他不知道自己應該何去何從。
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今遼寧省沈陽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啟運殿中，嘉慶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曆程。嘉慶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嘉慶這次東巡，因為體製所關，皇帝的隨行隊伍至少萬人，一路的物資供應花費巨大。雖然嘉慶宣布此行不帶任何嬪妃，一切從儉，可內務府的初步預算仍需要耗銀二百萬兩。鎮壓白蓮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湊齊這兩百萬，實在是太難了。
為什麼異常節儉的嘉慶這次卻一反常態，堅持出巡呢？因為在他看來，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他要向祖先尋求政治智慧。要做好一個“守成”之君，他必須進一步“法祖”。在東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許多詩文，一再強調大清江山來之不易。皇帝在《禦製盛京頌並序》中寫道：“敬觀弓鉞，垂訓諄諄。蒞清寧宮，遍撫舊跡，艱難祖業，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曆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製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他認為，對比以往的曆代王朝，有清以來的曆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了一係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係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所有問題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大清政局現在之所以萎靡不振，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製”。這些官僚沉溺於私欲，把列祖列宗“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的，以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思路，在今天的讀者看來似乎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麵臨的問題，用“祖製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的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麵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製度的穩定性，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係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現象。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裏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十八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是推動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曆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使中國主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麼，為什麼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這是因為獨特的性格。漫長的接班生涯，塑造了嘉慶過於謹慎的性格。從十四歲那年被秘立為儲君，到三十七歲那年從父親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三年間，我們不知道嘉慶是何時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大清帝國的繼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自始至終在表麵上他都裝得淡泊無比。因為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更何況自己有這樣一個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強大的父親。一個過於英明的父親的羽翼下，不可能出現同樣鋒芒畢露的兒子。在自己盯著皇位的同時，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緊緊地盯著自己，觀察著自己的一舉一動。隻要他表現出一點點對皇位的渴望，立刻就會被老皇帝偵知。
從父皇的種種舉動中猜到自己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後，嘉慶肯定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風險與收益共存，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這個職位，因為預期收益最大，所以現實風險也就最大。從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擔驚受怕，險象環生，幾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倒是比比皆是。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們為例：大唐王朝第一個太子李建成死於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與父親反目成仇，謀反被廢，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則天所立的前三個太子李忠、李弘、李賢，都被武則天殺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廢為庶人，隨即賜死；自憲宗以後，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幾乎無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