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權力交接，雖然不如唐代一樣血腥，但也同樣問題多多。祖父雍正皇帝那輩，不正是因為爭儲而兄弟鬩牆，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輩裏，因為這個太子之位，也已經有兩個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為年齡居長，又不夠聰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後表現得不夠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為“圖謀大位”“幸災樂禍”，於是便憂懼過度，在二十三歲時一病身亡。雖然一句話嚇死了大兒子，乾隆也心有內疚，但是他嚴防皇子皇孫覬覦權力的決心並不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非常喜愛的皇長孫綿德與一京官互送禮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綿德的王爵，罰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個山西小吏向出繼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淩遲處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個黑鍋，於幾個月後憂懼而死。乾隆皇帝不斷地通過強硬的舉動向所有人證明，任何歪門邪道、陰謀詭計都是自取滅亡。
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獨木橋，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曆史上無數太子的悲慘命運提醒他，必須把自己脾氣中的火氣磨去，把性格中的衝動束縛住。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麵麵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不犯錯誤、不留“辮子”，做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換句話說，總是瞻前顧後，畏狼怕虎。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穩健”，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最大優點，實際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鎖。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頭腦和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聖人心法”和“祖宗舊製”，沒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這個能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隻問耕耘，莫問收獲”。修身養性，克己製欲，他隻能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來做唯一的通行證。
所以，自從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學”聞名。皇十五子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數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1]
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後人稱為是最嚴格、最係統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己，至於尋章摘句，已為末務。”[2]嘉慶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聖徒的過程。
按照傳統的標準，對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煉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世界上所有現象，都已經被聖人解釋了。一個人活著，隻要按照聖人和祖宗指示的無所不包的道理，一絲不苟地執行，則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他順利成長為一部“正確格言”的詞典，什麼“親賢臣，遠小人”，什麼“成由勤儉敗由奢”，什麼“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什麼“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麼“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什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什麼“一動不如一靜”，什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聖人心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製”。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曆朝實錄，那些被史臣們不斷聖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聖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如“守成繼聖皇，功德瞻巍峨。永懷肇造艱，克勤戒弛惰。”[3]如“嚐祭思開創，時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業緬經營。”[4]
嘉慶即位之時，已經三十七歲。人類的悲哀就在於，他不是一種能永遠自我更新的動物。一個人的基本構成，永遠是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和經驗。隻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個吸收、消化和成長的黃金時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欲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
雖然他親政之後接觸到的事實和他頭腦中的經驗是那麼不同，他卻已經喪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學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論遇到什麼事情，都隻會按著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處理。他的思維創造力早已經處於抑製狀態，直覺能力和想象力已經大大衰退，已經沒有可能再像青年時期那樣心靈潔淨，如明鏡一般地反映現實。
作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成為偉大帝王所需的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事實上，在父親屍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而在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於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急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當白蓮教危機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複發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困難很大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由於方法不當，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
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康熙帝遺詔》有雲：“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嚐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清代曆代皇帝施政原則的第一條都是“敬天法祖”。他們用人行政總是“上天”“皇考”不離口，動輒引據“成憲”，連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詡“惟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清世宗實錄》卷二八）。
當嘉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係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並無多大作用，於是嘉慶開始不斷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進士，也是一個聲名遠播的才子。早在乾隆時期，他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通過成親王給皇帝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建議書。在建議書中，洪亮吉批評了朝政的方方麵麵，認為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洪亮吉描述當今的社會現實是，國家“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5]。此時的大清王朝，絕大多數官員現在都是壞的或者比較壞的。各省官員，貪者十居其九。腐敗之癌已經到了晚期，癌細胞擴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亂，指日可待。
洪亮吉說，嘉慶皇帝的初政看起來很有成效，其實改革力度太小，根本達不到扭轉頹風的作用，“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機局未轉者”，原因在於“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