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批評說，嘉慶皇帝的新政，手段過於“仁柔”。由於監督體係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們已經沒有什麼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
他批評皇帝“處事太緩”，撥亂反正速度過慢。自從乾隆五十五年以後，八年之中，權臣營私蒙蔽皇上，造成的錯誤和冤案數不勝數。這些冤案，千百萬中連一兩件能夠上達天聽都做不到。即便僥幸上達皇帝，也未必能夠立刻處理。有的案子，即使皇帝親自處理，也沒有結果，比如江南洋盜一案，以聖天子赫然獨斷，決心平反，結果仍然是一筆糊塗賬。皇帝親自要平反一案尚且如此，則此外沉冤之人更從何而能自雪？
他指出，當今天下人才消磨已盡，朝中幾乎沒有一個肯負責任的大臣。數十年來，大臣們都以遇事模棱兩可為處世之法，以處理問題不得罪人為好辦法，以鑽營為升官的唯一途徑，以苟且圖安為當官之道。按這個辦法做官，結果都非常成功，所以大臣們以此衣缽相承，此風遂牢結而不可解。京中各部的大臣本事不多，還總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各省督撫之中，賢者不過是能不做壞事，不賢的則成天營私。沒有人考慮國計民生，無論做什麼事，都是為了應付目前，保住官位。如果偶有人想要改革，大家就會認為他沒事找事。
他批評皇上雖然抓了和珅，但是對和珅時期的方針路線、政治運行習慣，並沒有下氣力去糾正。十餘年來，和珅破壞國家成例，扶植自己的私人勢力。皇帝登基之後，沒有進行認真清理。到底現在國家政策，哪些是國家成法，哪些是和珅所改，朝中各部門的官員，哪些是正常途徑升上來的，哪些屬於和珅的私人勢力，居然一直沒有認真甄別過。這樣大的事都不抓，你皇帝成天在抓什麼？
因為朝中風氣不正，整個國家風氣也不正：“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8]依他所見，十餘年以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和珅卑躬屈膝；有大學士、七卿之長，年紀比和珅大一倍，求著拜為和珅的門生，求著成為和珅的親信；朝中重臣，居然去結交和珅的仆人，與仆人稱兄道弟。如此這般，天下風氣能好嗎？
最關鍵的是，吏治仍然沒有起色。十餘年以來，總督、巡撫、藩司、臬司中貪欺害政之人，比比皆是。雖然皇上親政以來，處理多人，比如“李奉翰已自斃，鄭元璹已被糾，富綱已遭憂，江蘭已內改。此外，官大省、據方麵者如故也”[9]。
但洪亮吉還是指出了陋規橫行的情況：“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也。以上諸項，無不取之於州縣，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州縣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縣，亦恃督、撫、藩、臬、道、府之威勢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縣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則成為舊例，牢不可破矣。訴之督、撫、藩、臬、道、府，皆不問也。”[10]
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須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要進一步加大懲貪力度：要將全國各省貪汙的督撫全部換掉，將鎮壓白蓮教起義過程中那些暴露出問題的將軍都抓起來按律處理；要向雍正皇帝那樣大力興革，對財政體製進行深入改革。
內心深處，嘉慶皇帝也許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他當然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在嘉慶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麵臨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即使從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統治成績仍然是可觀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溫飽的，否則就解釋不了為什麼大清王朝能夠平定白蓮教。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要改革一係列祖製舊法。這封建議書表麵上慷慨激昂、正義凜然，實際上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信號，因為它已經接近於否定愛新覺羅家族統治的合法性。洪亮吉在遞交這個建議書之前，已經把底稿廣為傳抄和散發。這在皇帝看來，無疑不是一個善意的舉動。在傳統政治中，有些話，皇帝可以說，大臣們不能說；有些事，皇帝和高層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雖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敗已經到了什麼程度，但是他絕不願意把大清的病狀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這一建議書，無疑是一份著意製作的政治宣言書。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嘉慶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怒其語戇，落職下廷臣會鞫”[11]，從洪亮吉上書中的措辭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嘉慶十分警醒。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會遇到極大的危險。
痛定思痛，與洪亮吉建議的大動幹戈相反，他最終選擇了中國傳統式的“氣功”加“太極”的保守治療方式。他采用東巡的方式來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係列“祖宗心法”和“聖人之道”。
[1]轉引自張之鑄、向斯：《清代皇帝讀書生活》，華藝出版社，2007，第222頁。
[2]於敏中等：《國朝宮史·續編》卷六《訓諭六·皇上諭旨》。
[3]顒琰：《味餘書室全集》卷一五《恭和禦製撫順城元韻》。（嘉慶繼位後，改“永琰”為“顒琰”。）
[4]顒琰：《味餘書室全集》卷一五，《恭和禦製啟蹕往盛京之作元韻》。
[5]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4頁。
[6]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4頁。
[7]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
[8]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
[9]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
[10]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
[11]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